大选究竟是不是一场挥金如土的金钱游戏?它究竟贵不贵?答案见仁见智。以英国2005年大选的国家花费,每名纳税人约为大选贡献1英镑。这样的价格买来相对透明公正的民主大选,可谓物美价廉吧。 英国法律规定将一个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在正式竞选期间的费用控制在11003英镑,是为了让大选不成为一项花钱比赛,或者一个富豪主导的游戏。即使议员候选人本身是一名百万富翁,他也不能多花一个英镑用于竞选。
所谓Squatter,中文还没有一个恰切的译名,只能根据意思翻译为“擅自占据土地、房屋的人”。他们并不是通过暴力闯入他人房屋,而是利用他人外出忘记关门等时机进入他们房屋并住下。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合法行为,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也有传统。 房屋的原主人可以通过向法庭提供各种文件来取回房屋。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半年之久。许多屋主往往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给这些占据者一些钱物恩惠,让他们自行离开。 而政府则希望通过提供社会公屋来解决占住问题。孰料社会公屋又成了占住者的目标……
英国GQ杂志主编迪伦·琼斯显然是一位有远见的人士。他在2008年对当时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发出邀约,和他对谈一年,记录这个在当时只是崭露头角,还不知能不能真正成为未来首相的42岁男人的内心。 这两个生于1960年代的男人的对谈结集而成的书籍《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在2009年成为大热书籍。今年初出版了平装本,现在借卡梅伦顺利当选英国首相的东风大卖。人们在卡梅伦上台之后更有兴趣来回头看看这位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一路如何走来,思想如何形成并表达出来的。
非洲足球已成为世界足坛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片神秘大陆是如何为足球提供土壤和养分,打上何种文化烙印,一直没有被研究者和写作者太多触及。而足球又是如何在这些战乱频仍的国度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持,乃至构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足球研究也一直缺席。 就在南非世界杯开赛前,居住在肯尼亚的英国记者斯蒂夫·布鲁姆费尔德,出版了他在非洲行走13个国家,考察它们的足球社会而成的一本新书《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这本书为以前的两个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
最近英国报纸都在讲AV这个词,看起来香艳其实却和女星无关,而且还严肃得很。原来在这里它是“选择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的意思。它正是自民党倡议的新投票制度,而原来票数最多者当选的“赢者通吃”。自民党能够改动英国100多年来的选举制度吗?
英格兰对阿尔及利亚比赛前几小时,我还在纽卡斯尔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晃悠。刚从英冠升上英超的“喜鹊”一派喜气洋洋。可是最吸引我眼球的却还是一幅悬挂着的阿兰•希勒画像。这位憨厚的神射手退役后,谁来帮英格兰摧营拔寨呢?现在我们只能看着一脸中年大叔模样的希勒在BBC上穿着衬衣评球。 看英格兰比赛需要承受和看中国足球一样的煎熬。球员们的脚法和中国球员差不多臭,停球基本功不好,传接球经常丢,战术打法又单一,没有太多办法。可是你又像爱自己孩子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于我而言,这是一届在白天看的世界杯。中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7点半那场踢了一半,伦敦的天还没黑。 这种白天看重大比赛的感觉并不让人熟悉,甚至有点时空错乱。身为一个中国球迷,我已经被锻炼到习惯在深夜两三点,爬起来看一场欧冠淘汰赛,或者是连篇累牍的世界杯和欧洲杯。 世界杯已经成为一种感官上的时间记忆,它既以四年一度的频率成为衡量我们年龄的刻度,提供我们一个回望过去总结人事变迁的驻足点,又让我们的感官自动连结到深夜。
我在上海《东方早报》的世界杯专栏”南非一梦“今日开篇: 这是自1962年智利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南半球举行的世界杯,也是48年来第一届在秋冬季节举行的世界杯。 可是我觉得这天气对英格兰队有利。来了伦敦之后才知道,暖气到5月才停,而在这6月的时节,夜里还是要盖棉被的。中午出太阳的话,气温能有30度,可是下一阵雨,气温就降到10度左右了,夜里更低。我的哈萨克斯坦邻居最近搬家了,因为在中亚燥热之地长大的他们对伦敦这种湿冷天气不太适应。想来在上海6年的生活还是给我莫大锻炼的。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拿多少薪水?答案是每年14.25万英镑,比他的前任布朗少了5万镑左右。 这笔薪水多不多?说它多,是约为英国普通人的6倍,是国会议员的两倍,其他大臣比他少一万多镑。说它少,光一个国有电视台BBC(类似我们的CCTV),里面就有50名高管或主持人赚的比首相多,BBC的老总年薪达到50万镑以上。同时,大学校长的年薪也通常在四五十万英镑左右。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卡梅伦领导的政府里,有172个公务员年薪都比卡梅伦高。这首相还有动力干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