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英国大选只有不到两月的时间，650个选区的争夺已达白热化。从每一个选区选出的下院议员将在威斯敏斯特行使立法权。占多数议席的政党将在获选议员中选择成员组阁，其他议员则行使监督政府的功能。

而今年，议员候选人中出现了7名华人的身影，数目之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的一位华人，是来自广东潮州的吴克刚，在利物浦市中心的河滨选区(Riverside)代表保守党参加竞选，更是英国议会中第一次涌现出来的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候选人。我特地到利物浦采访了这位即将步入英国政坛的“正牌”老乡。

Jenni是和我同学院的同学。这个名字据说是传统的芬兰名字，但是发音却不像“珍妮”，而是像”严妮“。

她的身世有点奇特。尽管来自赫尔辛基，她的面孔看起来有点东方。一问之下，果然她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那四分之一的源头，在中国海南。她的外祖父从海南万宁迁徙到东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在那里和伊班(Iban)部族的人通婚，生下了她的母亲。

朱棣文给我的印象是谦逊有礼，声音不高，脸带微笑。他在汕大所做的报告题目是《从害群之马到诺贝尔奖得主》。因为在他满是博士的家庭里，他从小是读书不好的令人头疼的捣蛋鬼。他的父亲朱汝瑾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工程专家，母亲李静贞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亲戚中有12名博士。这个一开始不被看好的调皮孩子最后成了家族中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

过去的十数年，每天上班铃声响起之后，沈文荣都会准时出现在沙钢门前一尊钢铁工人的塑像前。他坐在铜像下面的台阶上，看到过往的干部就把他们喊住，当面布置任务。现在，他的这个工作地点，换在了项目指挥部楼下。
　　在他的妻子陈红华眼里，沈文荣是个不折不扣的病人。气管炎、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病，“才56岁的人，心脏功能已经老化到了70岁，都是积劳成疾累出来的”。
　　沈文荣成功地把他的“工作狂”文化灌输到全厂几乎每个工人身上。整个工厂弥漫着紧张的生产气氛。工人们三班倒工作，行政人员早上7点钟上班，工作到下午5点半。而且周六不休息。
　　

这本书可以说是他过去45年战地记者生涯的总结。然而，事情却没有终结的迹象，如果有下一场战争的话，说不定，我这位还在玩独轮滑板车的朋友，会一溜烟跑上战场，重新拾起话筒和笔。

刚刚度过72岁生日的彼得•阿内特在日常生活之中仍然保持了孩童般的好奇心，他的新project是带一班学生做一本潮汕地区的旅游和美食杂志，他对此兴趣盎然，认为潮汕地区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没有发掘出来，他想将之介绍给全世界。他还想尝试学习中文，尽管他经常拿着在机场买的古玩鉴赏中文书只是看看图画。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时让我怀疑他上辈子是中国人。

有没有女学生暗恋

这位精瘦的黑讲师

白衬衣，左撇子

和他握手的时候，我用潮州话对他说，我也是潮州人。看着与自己同乡且同姓的这个80岁老人，心里有一些亲切感，或者是因为同根而产生的相连情感。抛掉财富、财技、家族等光环和从报章所得的种种印象不说，他就是一个充满善心的老人家。他把自己赚来的钱，投入到自己家乡这么一座确实不容易办好的大学，不求物质回报，只求有更多的学生成材。本身就值得尊敬。

拉力赛往往是伴随着死亡的。像达喀尔拉力赛中，每年都有伤亡数字。而其中的一些意外因素，经常使人难以想象。而这个意外，刚好发生在徐浪的身上。

这是穿越东方拉力赛的俄罗斯段，他和其他选手的赛车陷在泥地里，大家都下车来互相营救。因为天气炎热他脱掉了头盔，而随后拖车的钢绳突然断裂，钢钩借着弹力直接打到他裸露的前额，他马上昏迷不醒。21小时后在医院去世。

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从出生到天堂之间，一直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拉力赛。

我在一段时间难以掩饰对他的书籍的喜爱。很多单篇都看了两三次。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台湾散文家张香华写的关于柏杨与她的故事，读来也令人倍感温馨。她描述刚刚从狱中出来的柏杨，传说中“三头六臂宛如怒目天尊”的柏杨，是如何和她渐渐相识，直到某一天在一家咖啡馆，“他用一种沧桑的语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一起？”她的朋友对柏杨一开始敬而远之，到后来觉得他也“蛮可爱”。这样，一个“美女作家”便嫁给了一个当时只能住仓库的刚出狱的老头。

2006.12.20 13:20:18  
 在香港一场寒冷的冬雨中，港大黄松明堂T2号教室，一位 90岁的老人身着亮绿色小棉袄，挂一条赤黄色的格子围巾，从他一落座开始，无数的镁光灯都围着他闪烁。即使是参加会议的学者们，个个都掏出袖珍的数码相机，不顾身份地抢拍起来。
 
把一场生日会开成一个国际性的庞大的学术研讨会，恐怕也只有举世鸿儒饶宗颐一人能襄此举了。
而又几乎从未见过这样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前一个半小时，除了主角饶公做十分钟演讲之外，剩下的一个多小时，是与会的两百余人，轮流排队与他合影。每个人都像围着一尊国宝一般，笑逐言开。
90 岁的饶宗颐仍然精神矍铄，他说，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很多以前不相信的事情，比如《山海经》里的话，现在慢慢相信了。
饶宗颐说话的时候，普通话里，有浓厚的潮州乡音。这和我一个月前，见到的李嘉诚一样，”乡音不改鬓毛衰”。近百年的岁月冲刷，竟然洗不去儿时的声音密码。
我站在后排，看一个大师从纸上的名字变成眼前立体的影像，而他又是潮州乡人中的翘楚和骄傲，某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总是引诱着内心想去探讨引路人的成功秘诀。或许那只是一种隐隐的自我激励罢了。
对很多潮州人来说，潮州两大旷世名人，李嘉诚是如雷贯耳的，饶宗颐只是部分读书人才有耳闻。在1980 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已经人人在传诵李先生的伟业，而那个时候，我读的学校，绵德小学，是李先生的舅舅兼丈人庄静庵先生捐助的。学生们只需每学期交几块钱的学杂费，书费全免，却还有机会在每个学期获得20 块的优等奖学金。
金钱的力量是直接的，更何况还有美德的翅膀。而饶公的学问太过于高深，一般民众的理解力有限，所以传播半径自然小一些。然而，当饶公回到家乡，所受到的礼遇却毫不逊色。对于一个潮州人能成为国学大师，市民即使只是电视浏览，街头听闻，也无不感到一种骄傲和荣光。这个崇尚读书的古城，对于自己的儿女能有这样的成就，也不会因为自己今天在中国城市版图的边缘化而有不陪衬的意外之感。
这或许源于潮州文化心理的自尊和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潮人思维系统里对天地万物的感应和认知。而似乎潮州人就是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记，他们或许拥有一把相同的钥匙。而谁也不知这把钥匙最后能开启多大多高的一扇大门。
无疑，饶公在文化领域开启了最高的那扇门，几乎直达天庭。那些几近天书的”梵文”，他了如指掌，众多的甲骨文、碑文，他倒背如流。然而他学问的起步，却也在古城之北的那座矮小却有灵气的金山之上留过痕迹。他在那里念过初中。而我也是在那里，完成了六年的中学。
我躬逢盛宴，试图找寻他昔日的一些脉络。他也在金山之上的一览亭里读过书吧？一旁是滚滚韩江，一旁是宋末抗元志士马发的衣冠冢，还有当年将士饮水的大井，抬眼望去，北阁佛灯夜夜引导着韩江的渡船，这样的读书环境，大概确乎可以”念天地之悠悠”。所以今天，饶公在一览亭的另一侧，修建了自己的碑文长廊。
他大概是我爷爷的年纪，爷爷1913年出生的，饶公 1917年。他们同是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大，而后来的命运际遇却迥异。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民国时期潮州文化人的历史命运轨迹。饶公离开潮州得早， 1935年便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这使他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还更因为一场意外的大病而滞留香港，结果反而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机，在香港获得一个适合学术发展的世外桃源。
而爷爷的幸福时光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骤然中断了。当12 岁的李嘉诚在1940年因为生计所迫出走香港时，有些家底的爷爷随家人的选择是暂避乡下。这是非常自然的想法。潮州是一个宝地，不到万不得已，潮人是不愿离开的。然而，历史开了一个漫长的玩笑，当战争结束时，爷爷和家人回到祖屋，发现墙壁已被凿空，原来藏在里面的金银细软已被佣人趁乱偷去了。再接下来，公私合营的大潮袭来，世代做抽纱的爷爷成了潮州市抽纱公司的一名职工。再之后，是我父亲子承父职。
我便是这样出生在一个抽纱职工的家庭，在19年的潮州生活之后，经过高考，在自觉不自觉之中，走出了潮州。在北京、广州、上海的兜转之中，又回到了汕头大学。在经过香港的时候，突然和这些和潮人前辈的生活有了小小的交错，是时空中的一种恍惚之感。
潮州到香港，只有区区的400公里，但这 400公里，在历史错乱的年代，却似乎有 400光年那么遥远。两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命运。前些日子和父亲说起饶宗颐来，他说，饶公的弟弟，留在国内，在潮剧团编剧，文革中受到冲击，似乎郁郁不得志。幸好现在还健在。
以潮人的智慧以及适应能力，在更广阔的天地，必能施展更大的抱负，这一点，在香港、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地的潮人已经证明了。但是潮州本身，仍然像一个磁力场一样，有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外的潮人。李嘉诚先生呕心沥血经营汕头大学，而这次饶宗颐先生更捐赠大量作品扩建家乡的饶宗颐学术馆。
这一次，站在潮州广济门城楼上的90岁的饶宗颐，站在下水门白墙黑瓦的学术馆前的归根老人饶宗颐，内心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世界好象始终在轮回一般。而潮州自身仿佛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她出色的子孙默默对视着，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即使他们自身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他们依然会从潮州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来源。
他已经90岁了， 20岁开始离开家乡，年纪轻轻被聘为大学研究员， 32岁定居香港，开辟一方新天地， 40多岁研究梵文，更成为能掌握天书的少数人群，之后声望日隆。但就在家乡的湘子桥头，摸着城墙根，这个潮州城最老的游子突然凝噎了。
家是出发点，也是终点，或者是另一个出发点？
一切走着走着，在最后变得无远弗界起来，就如同他写在大屿山顶上的”心经简林”一般：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