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GQ杂志主编迪伦·琼斯显然是一位有远见的人士。他在2008年对当时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发出邀约，和他对谈一年，记录这个在当时只是崭露头角，还不知能不能真正成为未来首相的42岁男人的内心。

这两个生于1960年代的男人的对谈结集而成的书籍《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在2009年成为大热书籍。今年初出版了平装本，现在借卡梅伦顺利当选英国首相的东风大卖。人们在卡梅伦上台之后更有兴趣来回头看看这位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一路如何走来，思想如何形成并表达出来的。

非洲足球已成为世界足坛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片神秘大陆是如何为足球提供土壤和养分，打上何种文化烙印，一直没有被研究者和写作者太多触及。而足球又是如何在这些战乱频仍的国度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持，乃至构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足球研究也一直缺席。

就在南非世界杯开赛前，居住在肯尼亚的英国记者斯蒂夫·布鲁姆费尔德，出版了他在非洲行走13个国家，考察它们的足球社会而成的一本新书《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这本书为以前的两个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

92岁的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能不能出席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仍然是个疑问。但南非人的生活显然难以离开曼德拉，就在今年2月，人们还盛装庆祝了他获释20周年。尽管前妻温妮曾在媒体上揭露他的缺点，但曼德拉无疑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神话人物。那么如果他来告诉你怎么过好自己的日子，你会采纳他的意见吗？

这本名叫《曼德拉的方法：生活的课程》（Mandela’s Way: Lessons on Life）的小书，从作者——《时代周刊》主编理查德·斯滕格尔与曼德拉多年的交往中提炼了曼德拉对生活中15个方面的忠告建议，包括勇气、敌人、心灵家园等。同时也是了解曼德拉的一个窗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每一场新言论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更何况现在是他对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全球金融危机出一本新书来作系统剖析。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月初在伦敦政经学院举行的讲座，场外早早排起了少见的长龙，锋芒盖过两个月前同样造访这里的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


时隔十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终于降临，而且是自1929全球大衰退之后最大的金融危机。本书的名字《Freefall》(《自由落体》)也即描述2008年底危机爆发及随后的一年间，美国及全球经济失去控制，如自由落体般加速向无底深渊堕落的情形。这场风暴至今已肆虐18个月，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其阴影。那么，作为“经济危机专家”的斯蒂格利茨，这次又有何高论呢？

中国龙与非洲象的共舞，日益令西方侧目。

全世界的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精力投入到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领域。一本研究中非关系的新书《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2009年1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

作者狄波拉•布劳提甘（Deborah Brautigam）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她有多年在中国和非洲的生活经验，并作为富尔布赖特学者以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顾问在这些地区工作过，对中国和非洲都相当了解。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她和助手又特地花了一年时间在非洲做调研。所以她提供的故事版本，会和一般西方学者有所不同。

Julia Lovell自称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所以她工作在伦敦，却还一直居住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剑桥。幸好她在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的教职工作不算太忙，每周有两三天乘一小时的火车到伦敦上班即可。其他时间她就躲在剑桥写书，做翻译以及带孩子。

或许这正是她无比高产的秘密。从2003年翻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开始，她基本每年出一本译著或者专著。最新的一本，是企鹅出版社在这个月出版的鲁迅小说全集，名为《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阿Q的真实故事及其他中国传奇）。这本书和她在2007年翻译的张爱玲的《色戒》一起，都收录进了象征荣誉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在此之前，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只有钱钟书的《围城》于2005年被收录，但却没有采用新的译本。

这本书是我太太徐璇的第一本译作，400多页，两年来耗掉她不少脑筋.。

约翰•库克这个名字，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英国史上是难以找到太多记载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扮演直接的执行者，往往并不能让世人熟知自己的名字，这仿佛成了一个规律。正如在怀仁堂活捉四人帮的战士们，只能通过凤凰卫视的“口述实录”来重温当年勇……

　　
用一本书来记叙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算得上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艰巨工作，也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重新尊重。一方面，小人物的档案纪录在时间冲刷下多已散佚，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是历史最直接的承担者，他们一个念头的转变或者一个动作的修改都可能导致历史的重写，然而在最后他们往往是付出了最多，多数情况下是捐出血肉之躯的人，正如这位约翰•库克君，他被刽子手掏出脏器，当着他的面焚烧，受尽苦刑后被大锤分尸……

时至今日，对文革的个人史回忆，已经做的太少了。在有意无意的压制下，众多惨烈的个人故事已经随着当事人的老去而消逝。且不说老一代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更要看到80后的年轻人对文革是没有伤疤的。那些个人伤疤固然会随着肌体的消亡而消亡，可是在国家的这个肌体上，这些伤疤便是越发累积的陈年死穴。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会隐隐地发作。

季羡林老先生的这本《我这一生》提供了难得的文革个人史记录，与他青年时在德国留学十年记录，是这本书的两大精彩篇章。

《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从构思到完结，前后经历了三年时间。从2004年底的南亚海啸以来，我所在的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一直深感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所做的专门研究还有待加强。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难频仍多发的国家，灾难是媒体报道的重大题材，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因素使得对灾难报道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迫切。于是便有让我组织这本书的想法。

这些访谈记录，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访谈的原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场的感受和记忆被最真实地留存，也能为灾难报道的新闻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素材，以作抛砖引玉之用。这场中国新闻历史上少有的报道战役，留给人们回味和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潮州历史上是多地震的城市，还数度下大雪。翻看地方志，可见潮州历史上多次发生地震，甚至数次大地震。最早记载的地震发生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海阳县地裂泉涌，房屋倒塌，城郭倾倒，军民死者甚多。”此后在16世纪明朝时，有一次地震高发期，自1508至1575年间，共3次地震，而1791至1815年24年间，则4次地震。最后一次地震频繁活动期是在清光绪年间，自1878至1898，20年间居然发生7次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