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media.org A Solo Press by Lee Mon, 02 Aug 2010 10:40:50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英国新议会已经成立近三个月，议员们新官上任，按理应该春风得意。但这位老兄却有所例外：伦敦里士满选区的保守党议员扎克·金史密斯最近碰到麻烦，选举委员会正在调查他在竞选经费报销中的作弊问题。指控称金史密斯为了使总竞选费用低于11003英镑的法定限额，将一些费用瞒报少报，最终他的报销金额是10883英镑。 将一个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在正式竞选期间的费用控制在11003英镑，是为了让大选不成为一项花钱比赛，或者一个富豪主导的游戏。即使金史密斯本身是一名百万富翁，他也不能多花一个英镑用于竞选。 11003镑是自今年4月6日布朗公布大选日期，到5月6日大选举行这30天正式竞选期间的花费限额。而在之前整一年的造势和宣传，同样有费用上限。一名国会议员候选人只能在这一年里花25000英镑。 而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选的政党，同样有花费限额。最新的数目是每个选区3万英镑，按各政党参与竞选的选区数目累计。比如在全国所有650个选区都有候选人的三大党，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他们各自的竞选花费限额就是1950万英镑。时间段是自投票日起前一年之内。 这些花费都必须在大选结束后3-6个月内向选举委员会报告，任何一项超过200英镑的费用都必须具备发票，同时各项竞选费用都要分门别类列清楚。任何总竞选费用超过25万镑的政党，需由独立的审计公司出具报告。 有了这些严格的规定，英国大选和动辄糜费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选相比自是小巫见大巫2005年大选，各政党花费大约为4000万英镑，而国家公共资金支持的选举行政费用约为7000万英镑。总数为1.12亿英镑，不及美国大选一个零头。 那么这1亿多英镑从哪里来呢？国家会提供一些选举的行政费用，比如让各政党免费寄送邮件，免费提供政党集会场地，免费给各政党一些电视广播时段，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在投票日负责大选各项事宜等。而政党竞选的资金，同样有一小部分来自国家资助，但主要部分则来自于募捐和贷款。 国家向政党提供的资金帮助，主要的一项名为"政策发展资金"，自2001年开始，总额200万英镑，每年三大政党各能分到45万英镑左右，其余由各小党派瓜分。另一项有特殊资助有个有趣的名字，叫"短钱"（Short Money），它其实是以发出这项提议的议员爱德华·索特（Edward Short）命名的，专门提供给各在野党。工党之前13年连续执政，他们就无缘这笔优厚的资助了。保守党自2001年以来已经从这项资金中获得接近3700万英镑的支持，平均每年约450万英镑。这笔丰厚的资金是为了鼓励反对党能够大力竞选，打破执政党垄断，在1974年由女王批准的。 即使有国家支持，仍然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资金需要政党自己筹措。靠收党费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即使是第一大党保守党，目前党员数也就25万左右，每年的年费才25镑一人。所以募捐和贷款便成为最主要的来源。 大党派募捐是不成问题的。各个利益团体都想在这场金元战役中用金钱收买影响力，一朝政党上台后，他们就可以坐地收取回报了。摆在规则制定者面前，是如何堵住各种来路不明的钱，使民主政治不受污染或裹挟。监督者是由议会设立的中立组织--选举委员会。经过历年的不断完善，各种捐赠猫腻，黑金丑闻逐渐被规则所规避。 2000年通过的《政党、选举和投票法》奠定了英国近十年来选举中的金钱规则。它规定：政党总部收到任一笔7500镑以上的捐款或政党支部收到任一笔1500镑以上的捐款，必须在每季度向选举委员会汇报。如在正式竞选期间，则需每周汇报。这些捐款都必须来自被允许的捐赠人或公司，名字都必须上报。其中来自海外的捐款是不允许的。这就杜绝了之前香港、塞浦路斯等地经常出现捐款大亨的先例，防止英国政治被外国势力所左右。如果有匿名或来路不明的捐款超过500镑以上，必须在30天内上报，并限期退还，否则将课以同等金额罚款并启动法律调查。 保守党显然是吸金高手。他们抓住工党政绩不佳的机会，募集了众多资金。2009年他们获得了2700万镑的捐款，而工党只有1500万镑。在竞选进入白热化的2010年第一季度，他们获得的捐款是1066万镑，而工党仅有376万镑。从捐款数目对比，已可知工党在大选中必败。 大选究竟是不是一场挥金如土的金钱游戏？它究竟贵不贵？答案见仁见智。以英国2005年大选的国家花费，每名纳税人约为大选贡献1英镑。这样的价格买来相对透明公正的民主大选，可谓物美价廉吧。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2010年8月2日 http://cnmedia.org/?p=448 我居住的马斯维尔小山地区在今年一月初发生一件诡异的事。有一对夫妇朱丽安和萨曼莎和他们三个孩子到外地过完圣诞假期回来，发现他们的房子被一个九口之家占据了。询问之下，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刚从别人的手里租下这房子。 自己的房子怎么会忽然被人租去呢？原来是他们出行时房子忘记锁门，便被Squatter乘虚而入了。朱丽安和萨曼莎明白他们的房子是被占住了。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虽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重新取回自己的房子，但这个官司过程漫长，一家五口眼看没有着落，就要流落街头了。 所谓Squatter，中文还没有一个恰切的译名，只能根据意思翻译为“擅自占据土地、房屋的人”。他们并不是通过暴力闯入他人房屋，而是利用他人外出忘记关门等时机进入他们房屋并住下。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合法行为，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也有传统。 英国法律对“进入他人房屋”的方式有详细的规定，即不能通过暴力撬锁、破窗等方式，需要至少有一条专属的通道进入房屋，而且能从里面锁上房屋。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占住者连续住满12年以上，可以向法院申请该房产为其所有。 房屋的原主人可以通过向法庭提供各种文件来取回房屋。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半年之久。许多屋主往往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给这些占据者一些钱物恩惠，让他们自行离开。 占住行为在近来的重新兴起，是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英国挥之不去，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付不起房租。于是重拾这种古老的行为方式。 占住行为在英格兰可以追溯到1640年代英格兰内战时期的掘地派运动，掘地派将其作为一种反土豪的对抗方式。而在二战之后，大量因为战事而废弃的民宅、工事、碉堡等被流离失所的难民占据为住宅，这些物业慢慢变成他们个人所有。到了1960年代，嬉皮浪潮的风行，艺术人群急剧扩大。他们往往行为乖张，又囊中羞涩，占住便成为他们最好的行为艺术。他们经常把占住的地区变成涂鸦艺术圣地，还前后串联，在一些地区形成“艺术村”之势。而到了近十年，占住主要是非法移民、社会失业阶层打的主意。 那么英国政府如何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呢？政府主要是提供社会公屋给贫困人口。这种做法在公元十世纪就已经施行。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政府重新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屋，二战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更是达到巅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曾经推行过居者自买的政策。以市价的60%乃至更低的价格卖给住在里面的人，以此推行她推崇的“去国有化”。 曾经在伦敦伊斯灵顿和巴内特地方委员会负责公屋分配事务的理查德•盖尔说，公屋一般是两房一厅或者三房一厅，租价约为市价的1/3。七八十平方的一套房子，租金仅为每月400镑以下（约合4000人民币）。房屋内部条件不错，由地方委员会负责维护。家具则为租赁者自配。 一般来说，数口之家的失业者家庭比较容易获得房屋分配。年轻人则难度较高，除非是失业单亲妈妈等特殊情况。而伦敦地区的公屋供应很紧张，以马斯维尔小山地区所在哈令吉区为例，公屋供应量约为15000套，但目前还有另外15000户家庭在排队。英国北部情况好些，如果这些家庭愿意离开伦敦去伯明翰，他们更有机会分到房子。 对处于等待长队的家庭来说，他们不愿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正在起作用，分配到房子的家庭，他们变得有懒性不愿去改善自己的住宿条件，甚至不愿意努力工作。即使他们后来经济情况改善，或者孩子长大后搬出去，政府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追查机制来追回他们的公屋让给新的有需要的家庭。这也是撒切尔夫人试图将公屋私有化的初衷。2007年，伦敦政经学院受政府委托的研究小组已经在其报告中向政府提议建立追查机制，但还未有下文。 对于社会公屋来说，占住者同样是他们的梦魇。由于公屋的住户等于是政府的租客，他们的房子一旦因为不慎被占住，要向法院出具相关的产权文件更为困难。所以地方委员会不得不派出巡逻队，巡视哪些房子忘记关门。如果哪间房屋被占住了，排长队的家庭更加要跳脚了。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2010年7月15日 http://cnmedia.org/?p=441 英国GQ杂志主编迪伦·琼斯显然是一位有远见的人士。他在2008年对当时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发出邀约，和他对谈一年，记录这个在当时只是崭露头角，还不知能不能真正成为未来首相的42岁男人的内心。 这两个生于1960年代的男人的对谈结集而成的书籍《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在2009年成为大热书籍。今年初出版了平装本，现在借卡梅伦顺利当选英国首相的东风大卖。人们在卡梅伦上台之后更有兴趣来回头看看这位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一路如何走来，思想如何形成并表达出来的。 这本书分为十三章，是琼斯在2008年每隔几周和卡梅伦对谈一次的实录。琼斯称自己不是忠诚的保守党人，这本书也不是政党宣传文章，而是作为一个传媒人，去透视一位可能打破工党13年执政垄断的政坛新星的内心。在书中，卡梅伦从自己的童年谈起，一直延伸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乃至他对如何拯救风雨飘摇的英国经济的各项政策。最吸引人之处，还是他生活中的细节。 他谈起了很多孩子都会有的"兄长阴影"，他有一个长他三岁的哥哥。自小时起，他就觉得自己的行为无非是在复制哥哥的道路，他上小学了，他踢足球了，他吻女孩子了。他都一一照做，而是晚三年而已。这种阴影得到他考上了牛津大学才摆脱--他的哥哥去了布里斯托尔大学。卡梅伦到那时才觉得自己真正做出一些和哥哥不同的事情。 卡梅伦自小成长在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是英王威廉四世的直系后代，和当今伊丽莎白女王还有亲戚关系。小时候，他并没有培养起对政治的兴趣，他能记得自己对英阿马岛之战感兴趣，但有点迷惑。在那个时候，他还经常帮父亲开电视收看新闻，在1970年代末期，电视需要30秒的"热身"时间才能显示图像。卡梅伦认为这样的帮忙能让大人们觉得他长大了。 直到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是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咨询公司的会计职位，但他拒绝了。而记者梦也因被《经济学人》杂志拒绝而破灭了。他得到了保守党研究部门的职位。他的求职故事和他的政治密友，现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惊人相似。奥斯本当年被《金融时报》拒绝，也同样进入了保守党的研究部门。 那是1990年代初，保守党还是执政党。工作几年，卡梅伦获得了从政的初步经验。那时他27岁，年薪26000镑，属于中等收入，但想买一套房子，手头有点紧，又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尽管他认为政治仍是自己的最爱。他到了薪水比政府部门高的媒体公司卡尔顿做公关方面的业务。入职前，他和老板约定，他过两年还要竞选议员。老板给了他一个薪水相对较低的职位。可惜在1997年的大选他失利了。四年后又一届大选，他干脆辞职，专心竞选，终于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回到了政治生涯中，并一路顺风顺水，四年后便成为保守党领袖，最终击败了布朗，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 虽然这样的奋斗故事算不上草根出身，白手起家，但仍然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普通白领的成长史。在一个开放社会，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多秘密，即使你贵为首相。而政治人物的凡人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他们的新砝码。 《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Fourth Estate 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阅读周刊 2010年7月4日。 http://cnmedia.org/?p=435 非洲足球已成为世界足坛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片神秘大陆是如何为足球提供土壤和养分，打上何种文化烙印，一直没有被研究者和写作者太多触及。而足球又是如何在这些战乱频仍的国度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持，乃至构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足球研究也一直缺席。 就在南非世界杯开赛前，居住在肯尼亚的英国记者斯蒂夫·布鲁姆费尔德，出版了他在非洲行走13个国家，考察它们的足球社会而成的一本新书《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这本书为以上的两个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 布鲁姆费尔德是一名独立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之前数年为英国《独立报》驻非洲记者，报道非洲政治。现在，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卫报》、《观察家》、《新闻周刊》等媒体供稿，在采访政治事件的同时，他对足球也深感兴趣，其独家的观察使他成了一个非洲足球社会学的专家。 在这本书里，布鲁姆费尔德记载了他贯穿非洲大陆的足球之旅，从开罗到开普敦，从阿比让到内罗毕，他采访了从球员到球迷，从政客到叛军首领，力图去发现足球在非洲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其中颇有些有趣的故事。 他发现英超球星在非洲已经成为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的话题，就像英国人爱谈论的天气一样。当他从肯尼亚到苏丹采访，在边境检查站受阻时，他的英国人身份居然使他顺利通过。“贝克汉姆是我的朋友，”边检士兵说，“欧文也是。”“呃……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布鲁姆费尔德就这么闯过重重封锁采访到常人难以联系上的叛军首领，社会各界。足球是足以打通任何壁垒的钥匙。 在科特迪瓦，这个国家因为可可和咖啡产业发达，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邻国移民前来务工。他们聚居在北部，以穆斯林教徒为主，与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政府军形成对峙。在这里，人种、宗教信仰都成为阻碍国家统一的因素。而德罗巴领衔的科特迪瓦国家队则成了唯一的共同语言。当南部出生的德罗巴在2009年建议将一场关键的世界杯预选赛安排在北方举行时，他赢得了北方人民的尊重，他们在那场比赛击败了布基纳法索，向南非迈进一大步。出生于北部，效力于巴塞罗那的亚亚·图雷和德罗巴并肩作战，在球队里，他们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队友。 足球在非洲也经常被政治化。改变世人对非洲足球形象的“雄狮”喀麦隆队，他们的英雄米拉大叔居然是被当时的总统比亚钦点选入队中的。而比亚也经常利用足球来转化国内矛盾。1992年10月11日，喀麦隆国内的反对派曾想发起一场罢工。但在之前一天，喀麦隆将对阵津巴布韦，如果获胜他们将进军美国世界杯。比亚适时宣布如球队获胜，全国放假一天庆祝。结果罢工被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埃及。尽管埃及经济问题丛生，但领导人经常用足球来振奋国民精神。当埃及队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输给阿尔及利亚而无缘决赛圈时，愤怒的埃及领导人和民众几乎要掀起一场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非洲足球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的俱乐部无力留住出众的球星，只能成为向欧洲的输血管。而这些在欧洲的非洲球星也在改变着欧洲社会。现在没有一支英超球队没有非洲球员的身影。从德罗巴到埃辛，到阿德巴约和卡努。这些非洲球员在丰富着欧洲的足球文化，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对非洲人的看法。而这无疑看作是非洲的一种文化价值输出。 这本值得一看的新书还有一个相关网站（http://www.africa-united.co.uk/）。它也是作者用来记录自己对非洲足球最新观察的博客。在南非世界杯期间他天天更新。读者不妨也可关注一下。 《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 Canongate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0日阅读周刊 http://cnmedia.org/?p=430 我所生活的街区，是北伦敦的马斯维尔小山社区，这里一直是自由民主党的天下。今年成功连任的国会议员琳•费德斯通是一名离婚妇女，但她却让这个选区的选民心悦诚服。在新政府里，她刚刚被提拔成为平等权利助理大臣。 像她这样成功的自民党议员在伦敦却不多，将近70个选区里只有7个自民党的成功候选人。大多数人因为在选举中排名第二或第三而名落孙山，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加入了联合政府的自民党正在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避免下届大选出现类似的悲剧。 最近英国报纸都在讲AV这个词，看起来香艳其实却和女星无关，而且还严肃得很。原来在这里它是“选择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的意思。它正是自民党倡议的新投票制度，而原来票数最多者当选的“赢者通吃”。 不熟悉选举的朋友可能对各国不同的选举制度觉得头疼。可这个“赢者通吃”是最简单的：在每个选区里，候选人不论得票率是否超过50%，只要得第一名就当选国会议员。然后根据各党派在全国650个选区里的获选的国会议员数量多少来决定谁上台执政。 但细想一下，这样的制度会存在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获胜者可能无法代表其选区大多数选民的选择。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92年，苏格兰高地首府因弗内斯选区，自由民主党、工党、苏格兰国家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形成混战局面，得票率分别在26.0%、25.1%、24.7%和22.6%。最终获胜的自民党候选人得票数只比第二名多458票。这样选出的议员能让选民信服吗？而且这一制度保证了大党的利益，小党派一般很难打破它们的垄断。 自由民主党是“赢者通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它历来是英国第三大党，排在轮流坐庄的保守党和工党后面无法翻身。在每个选区，它经常排名第二、第三，得票率和获胜者相差不大，却就是无法当选国会议员。本来这次大选，凭借领袖尼克•克莱格在电视辩论上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他们原本希望能够扭转局势。结果反倒蚀了把米，获得的议席比上届大选还少了5个。虽然自民党总共获得全国选民23%票数的支持，但获得的议席数却只有9%。所以自民党在和保守党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时，最大的谈判要求就是改革目前的选举制度，转而采用“选择投票制”。 “选择投票制”对自民党有什么好处呢？这要从它的机制来看。所谓“选择投票法”，是要求选民在投票时，不是只选最心仪的候选人，而是要投票给自己心目中的前三名，以1、2、3标记好。最后计票的时候，要求获胜者得票率要超过50%。如果所有候选人都达不到怎么办呢？把最后一名候选人淘汰掉，从他得到的票数里挑出选民的第二选择，把票数加到前面各个候选人身上，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累计出一名超过50%的候选人为止。 这样的做法，理论上应该是公平点。获胜的候选人能够在某种程度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比起简单的“赢者通吃”制度，自民党也有更多的机会后来居上。根据BBC的模型推算，如果采用这个制度，以往六届大选，自民党都会增加十几二十个的议席。但这个办法的缺点就是繁琐。对于目前尚实行人工计票的英国来说，这样的循环相加不知要多耗费多少时间，多增加多少人力，甚至提高多少差错率。投票第二天早上就出结果的历史传统说不定会被改变。 即使采取“选择投票制”，也不一定能改变自民党在总得票率和议席数上的不平衡局面。归根结底，是因为英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执政党是由国会议员数量决定，而不是像总统制的美国，总统直接由每个选民的投票去向产生。所以英国的执政党其实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全民支持率。但这不妨碍英国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结合本国国情的产物，既有英国、日本这样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又有美国这样的强权总统制，还有法国、俄罗斯代表的半议会半总统制。最公平的选举制度？未必有，但不妨碍每个国家不断调整自己的选举制度，这才是民主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源动力体现。 http://cnmedia.org/?p=428 英格兰对阿尔及利亚比赛前几小时，我还在纽卡斯尔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晃悠。刚从英冠升上英超的“喜鹊”一派喜气洋洋。可是最吸引我眼球的却还是一幅悬挂着的阿兰•希勒画像。这位憨厚的神射手退役后，谁来帮英格兰摧营拔寨呢？现在我们只能看着一脸中年大叔模样的希勒在BBC上穿着衬衣评球。 下午时分，纽卡斯尔的地标纪念碑旁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穿英格兰球衣的球迷，个个都蓄势待发准备杀向酒吧，看英格兰将如何收拾北非新军。我的行程本是在当天到米德尔斯堡中转，然后再奔向约克。可是这样会影响我看球。操着一颗像溺爱中国队一般的心，我一咬牙登上了从纽卡斯尔到约克的直达列车，并刚好在开赛前入住到约克的宾馆。米德尔斯堡就这样被我舍弃了，那可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时朝鲜队1比0击败意大利的福地啊。 到约克的时候，大街小巷的酒吧已经爆满。一贯支持英格兰的我，在此情此景更有一种将英格兰视为己出的感觉。可是比赛很快证明了看英格兰比赛需要承受和看中国足球一样的煎熬。球员们的脚法和中国球员差不多臭，停球基本功不好，传接球经常丢，战术打法又单一，没有太多办法。可是你又像爱自己孩子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英格兰人从意大利请来的“洋和尚”卡佩罗，赚着比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多40倍的年薪，达600万英镑之巨，他工作一个月就当首相忙乎三年半。如今英国政府削减财政开支预算，公务员减薪或下岗。卡佩罗的年薪是不是属于那些该被砍掉的预算之一？要知道为了预算达标，连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新医院计划也在英格兰北部被砍掉了。而英格兰足总为防挖角，在世界杯前赶紧和卡佩罗续约到2012年，年薪有增无减。 小组赛两战两平，最后一场只有拿下斯洛文尼亚的华山一条路，到了考验卡大帅真功夫的时候了。英格兰的问题是个别位置人才重复，个别位置又人才奇缺。中场“双德”类型相近，都是有攻击力无组织力的勇夫，使用巴里能使攻守平衡一点，但是仍然无法打出有效组织。而奇缺的是左路人才，阿什利•科尔算是英格兰最好的左后卫，却没有左脚传中的本事，因为要同时兼容“双德”，又得把杰拉德安排到左路，他经常内切前插，使左路根本无法和右路形成两翼齐飞的平衡攻势。在过分单一地打右路之后，被寄予厚望的右前卫列侬和赖特•菲利普斯都无法打出水平，卡佩罗可能会后悔最后一刻放弃“小老虎”沃尔科特。前锋线赫斯基虽然能争下第一落点，但状态奇差的鲁尼往往无法掌握皮球，赫斯基自己过慢的速度更使进攻无法多样化。 英格兰的单一打法已经人尽皆知，要获胜只有出奇兵。最后一场，拯救英格兰的法门可能有二：一是派上一直雪藏的左脚将乔•科尔，打活左路，把杰拉德彻底突前取代赫斯基。另一个办法同样是上乔•科尔，但保留前场的高中锋设置，把表现平平的兰帕德拿下，杰拉德和巴里应该能够梳理好中场。 对阿尔及利亚一仗的唯一收获，是证明老将詹姆斯可以继续把门，却又损失了一个中卫卡拉格，需要由新人道森顶上。对斯洛文尼亚这种快速灵活的东欧球队，英格兰只有在力量压迫的前提下打出配合，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不然这支英格兰队将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笑话。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民众也将更加失落。新官上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估计都在默默为英格兰祈祷，财政报表上的数字，就靠英格兰的下场比赛了。 http://cnmedia.org/?p=422 于我而言，这是一届在白天看的世界杯。中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7点半那场踢了一半，伦敦的天还没黑。 这种白天看重大比赛的感觉并不让人熟悉，甚至有点时空错乱。身为一个中国球迷，我已经被锻炼到习惯在深夜两三点，爬起来看一场欧冠淘汰赛，或者是连篇累牍的世界杯和欧洲杯。 深夜看球的好处是专注，有一种圣洁的仪式感。试问现在能把你半夜三更拉起来的事情还有多少？你为了不吵醒家人，蹑手蹑脚爬起来，"打开电梯"，在黑暗里一个人就着一个调低了音量甚至完全沉默的电视机，专注地沐浴在一片电视荧光之中，那真是一种圣洁的光芒和朴素的情感。解说员们忽高忽低的声调，在低音效果下像深夜的呓语。进球时他们的高喊也像被压抑的高潮，别有一番风味。有时碰上唐蒙老师这种行吟诗人的解说，"伟大的德国战车在尤尔根•克林斯曼的带领下......"，那是在深夜堕入小溪的感觉，耳畔听得见流水的声音，是句子，也是时间。 深夜看球是一种孤独的仪式，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之后不能高呼，只能默默地挥拳，也不能打电话给狐朋狗友报喜。那种深沉的情感波澜汹涌，有时让你看完球都睡不着，不管明天还有多少约会。 到了英国，一切成了正常的时间。冬天的时候，我看着屋外天气突然昏暗，会想起离家不远处酋长体育场正在进行的英超。打开电视，果然阿森纳的球员们已经冒雪在比赛了。地铁里某一天傍晚突然人满为患，还有不少球迷戴着蓝围巾振臂高呼，那是因为切尔西又有一场夜场英超或者欧冠比赛。周日下午到超市购物回来，曼联已经打败了利物浦。这些原本在电视里遥远的戏，一下子成了身边同此凉热的场景。 英国和南非时差一小时，可以忽略不计。无时差看球或许令不少国内球迷艳羡，但其实也带来很多不便。因为除非你是完全空闲，不然它会和你白天的很多工作日程冲突。除了晚上的比赛，很多上班族2/3的比赛都看不到，只有人性化的公司会在办公室摆上一台电视。中午12点半那场，是很多上班族短暂的午餐时间。英国的午餐简单得一个三明治就可以打发，那丁点时间够不上看半场球。下午三点那场，公司还没下班，主妇们要出门接放学的小孩子。至于晚上7点半那场，按照伦敦的习惯，可能晚饭还没有开始。而和家人忙碌一天后相聚的晚餐时间，总被这场那场球破坏有点说不过去。相比起来，还是那种半夜万籁俱寂，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氛围自由。 世界杯已经成为一种感官上的时间记忆，它既以四年一度的频率成为衡量我们年龄的刻度，提供我们一个回望过去总结人事变迁的驻足点，又让我们的感官自动连结到深夜。唯一的例外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时我在杭州，客串做一名体育编辑。每天的生活从中午开始，上班直接看比赛。夜场结束之后是最紧张的编版时间。那是一届怪诞的世界杯，给人以时差倒错的内分泌不协调感，大概是中国球迷第一次白天看世界杯集体感觉不协调。希望这次的世界杯，在中国球迷强大的气场作用下，协调顺畅。而也就让我再孤独地不协调一回吧。 http://cnmedia.org/?p=414 这是自1962年智利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南半球举行的世界杯，也是48年来第一届在秋冬季节举行的世界杯。南非的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也就10度上下。想起16年前美国世界杯为了保证欧洲收视率而把比赛安排在40度高温的正午，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可是我觉得这天气对英格兰队有利。来了伦敦之后才知道，暖气到5月才停，而在这6月的时节，夜里还是要盖棉被的。中午出太阳的话，气温能有30度，可是下一阵雨，气温就降到10度左右了，夜里更低。我的哈萨克斯坦邻居最近搬家了，因为在中亚燥热之地长大的他们对伦敦这种湿冷天气不太适应。想来在上海6年的生活还是给我莫大锻炼的。 所以现在能明白英超为什么大多放在下午踢。因为那时阳光正耀眼，绿草更加如茵，转播效果更胜一筹。但比赛一结束，下午五点的时候，阴风慢慢就起来了。在英国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运动风衣以被不时之需，御寒或者防雨。英国球员也早已习惯在各种天气下比赛了。 同样，西甲安排在晚上也同样显得通情达理。下午太热，傍晚时分正好。注意，西班牙的傍晚其实是8点以后，一直到10点前。晚上10点才是他们正餐开始的时间。所以尽管中国球迷抱怨西甲总在下半夜，西班牙人也没法为一个虚拟的中国市场利益而改掉生活作息啊。 我宁愿相信天气对球员的发挥是有影响的。所以几支南半球的球队可能会取得好成绩。注意，这不包括大部分球员长年在欧洲踢球的巴西、阿根廷甚至澳大利亚等队。反而巴拉圭、智利乃至东道主南非都有一定的优势。再者就是像英格兰或者北欧这种在地球另一头与世界杯期间气候相近的国家球队。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英迷我在本届世界杯前腰杆还是直了很多。倒不是说英格兰队实力增强多少。而是突然发现英迷比以前多了很多。这不，在新浪微博上披上英格兰旗的"脖友"人数一直稳居第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是4年前。我将之归功为近年来英超的持续繁荣带来的效应。 英格兰队一向被批评为粗糙足球的代表，向来受巴迷、阿迷、西迷、意迷等拉丁派群体瞧不起。另一方面，只有在广东长大的我这批球迷才有机会在英超还不叫英超的时候看英国足球，所以我们对英格兰感情笃厚。其他地区的球迷很多受中央台气候笼罩，基本都从意甲直播开始普及足球知识，成为意迷也无可厚非。再加上我国的文艺界人士的主流来自岭南以北，他们的偶像效应也颇具杀伤力，一个黄健翔就可以把几十万球迷感动成意迷了。而更多的名人是阿迷，君不见新浪微博上所谓的"球迷领袖排行榜"上，粉丝过十万的人物满眼一片蓝白两色，他们长久以来占据了舆论阵地对死对头英格兰队进行"围剿"，让支持英格兰的球迷甚至都有自感"反足球，反潮流"的惭愧了。想起近20年的世界杯观战经历，英格兰球迷现在能挤掉巴西、西班牙排行第二，不禁让人热泪纵横。 这也是另一种气候的转变。市场大的球队多少会受一点照顾的。只要普拉蒂尼的手不要太长，英格兰队还是有希望的。我对他们的预测，能进四强估计就会让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沸腾了，卡佩罗甚至可以授勋了。 http://cnmedia.org/?p=409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拿多少薪水？答案是每年14.25万英镑，比他的前任布朗少了5万镑左右。 这笔薪水多不多？说它多，是约为英国普通人的6倍，是国会议员的两倍，其他大臣比他少一万多镑。说它少，光一个国有电视台BBC（类似我们的CCTV），里面就有50名高管或主持人赚的比首相多，BBC的老总年薪达到50万镑以上。同时，大学校长的年薪也通常在四五十万英镑左右。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卡梅伦领导的政府里，有172个公务员年薪都比卡梅伦高。这首相还有动力干活吗？ 然而这却是英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所在。要理解这种怪现象，得先了解英国的政府结构。首先政府内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是不同的系统。内阁约120人左右，是由议会占多数议席的政党任命的，包括管理各部门的大臣。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公务员，大约有50万人，不随每次大选换届，谁上台就为谁服务。每个部门的公务员还有一个头儿，叫做永久秘书长（Permanent Secretary），这个人和该部门在任的内阁大臣一起管理这部门，虽然职位名义上比大臣低，他却有权解雇他手下的公务员，而大臣没有。他赚的比首相和大臣还多，一般年薪都达到15万以上，特殊的部门，比如专业要求比较高的，像卫生部门，国防部门等，年薪都达到25万以上。除了这个永久秘书长，部门里还有一些高管也收入较高，这就是总共有172名公务员工资比卡梅伦高的原因所在。 但是读者还有疑问，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出这么多钱养这些高级公务员？原来政府的工作，也只是白领们的一种选择而已。同一行业的私营公司，薪水通常比公务员要高。金融城里面的高管，年薪数十万到过百万的比比皆是。政府需要用一定的薪水来留住人才，这也是为什么BBC的高管拿那么多薪水，引起交电视税的国民的愤怒，却一直降薪降不下来的原因。政府认为如果高管流失，BBC的节目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 但这种相对高薪，也仅仅限于高级公务员。普通的公务员薪水很低，大多数人年薪在2万到4万英镑之间，低于同行业的社会水平。做公务员除了薪水低，而且还抛头露面，政策限制比较多，稍有不慎还容易被小报揭露出丑闻，这使得一般人并不是那么倾向于选择这行，特别是在私营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高管们。公务员如果要竞选议员的话，还需要先辞职，以确保政府的中立公正。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比较优厚的退休金计划作为他们招徕人才的筹码。但很多人做不了一辈子那么长，往往中途离职另觅高枝。这个比例超过了60%。 而且，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危机年代，政府要削减财政预算，先动刀的也是公务员。卡梅伦和克莱格的联合政府为了达到削减62亿财政预算的目的，计划将目前50万英国公务员裁员5万，裁员后英国的公务员数量将达到二战后的历史最低水平。留下来的公务员还要将年度工作表现和奖金挂钩。如此一来，公务员在英国也不是一个保险的铁饭碗了。 这种情况下，公务员根本成不了青年的择业热门。他们最热衷的是去金融城，或者做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科技、化工、艺术等行业。我认识的英国青年没听说过几个考虑过考公务员的，这和中国风起云涌的公务员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补充一点，读者也不用为卡梅伦们的“低薪”着急，他们拿的薪水更多是象征性的。从政在英国社会是一种不图经济利益的选择，而又确实是一种富人的游戏。联合政府23名内阁中，就有18名百万富翁。卡梅伦的家产340万镑，仅排名第6。克莱格凭着他父亲是银行家有些家底，加上妻子是个著名律师，也以180万镑上榜。这些财产在内阁上任之初就公示于众，以获取人民的信任。即使这届政府下台了，首相和大臣们还可以出版回忆录，或者受邀到处演讲，也能有不少收入，所以他们不会太在意目前的低年薪。 http://cnmedia.org/?p=405 92岁的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能不能出席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仍然是个疑问。但南非人的生活显然难以离开曼德拉，就在今年2月，人们还盛装庆祝了他获释20周年。尽管前妻温妮曾在媒体上揭露他的缺点，但曼德拉无疑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神话人物。那么如果他来告诉你怎么过好自己的日子，你会采纳他的意见吗？ 让曼德拉说出生活金句的重任，自然落在他多年的朋友，美国《时代》周刊主编理查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身上。这位较曼德拉年轻30多岁，却成为他忘年交的美国新闻人，在1993年便和曼德拉合作了曼氏自传《通向自由的长路》（Long Walk to Freedom）。1996年他又成为纪录片《曼德拉》的合作制片人。他甚至将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做Rolihlahla，而这正是曼德拉鲜为人知的小名。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这本名叫《曼德拉的方法：生活的课程》（Mandela’s Way: Lessons on Life）的小书，从作者与曼德拉多年的交往中提炼了曼德拉对生活中15个方面的忠告建议，包括勇气、敌人、心灵家园等。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危险的斗争。他出生于一个黑人酋长部落，是部落的指定继承领袖，但他不愿过这种因袭的生活，“不愿以酋长的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是跑到大学里学法律，还到城市里做律师事务所的文书工作。自他30岁起，他开始投身政治运动，还担任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在1962年，当他44岁的时候，他被白人政权逮捕入狱，开始了长达27年的监狱生活。而他的国际声望却随着监狱岁月的延长与日俱增。直到1990年初，南非政府终于迫于压力将其释放。他长期坚持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在1994年出任新南非的总统。 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人觉得曼德拉的勇气仿佛与生俱来。但曼德拉在这本书里说，任何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勇敢的，勇敢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每个人每天都可以锻炼自己的勇气，无论在大事还是琐事之上。 除了勇气，曼德拉还提倡了解自己的敌人。他早年在开普敦生活的时候，白天是一个律师，晚上是一名业余拳击手（他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平时还经常读书。他的革命同志对他读《孙子兵法》这样的战略书籍并不惊奇，却对他读南非荷兰语的诗歌表示不解。南非荷兰语正是当时统治南非的白人政府的官方语言。曼德拉认为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而了解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掌握他们的语言。曼德拉说，读他们的诗，我能够“直达他们的灵魂”。 曼德拉被捕入狱之后，他还要求狱方给他书籍，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狱方拒绝了，他们认为那是一本和《孙子兵法》差不多的战略书。不过学习南非荷兰语的书籍却被允许了。曼德拉还不断和狱卒练习口语。语言的进步既增强了曼德拉对敌人的了解，还让他和狱卒拉近了距离，争取到一些便利。 曼德拉的另一个忠告是，注意小节。他说自己永远不会说不要从书的封面判断一本书，不要从人的衣着判断人这样的话，因为人们实际都在这样做。外在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信息传递，这从他时刻保持标志性的微笑就可以看到。他在监狱里还为黑人囚犯只能穿短裤而其他有色人种囚犯可以穿长裤而抗争过。他出狱后在公开场合穿的彩色衬衣还引领了南非的时尚潮流。 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生活建言的同时，还让读者了解到曼德拉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点点滴滴。他确实卓尔不群，出类拔萃，又懂得平凡自身。在书的最后，他给出了一个逃避外界纷扰的办法，那就是寻找自己的心灵家园。在漫长的27年监狱生活中，他的精神家园却真的是一个菜园，他向满腹狐疑的狱方申请耕种菜地，改善囚犯的伙食。他寄情与此，又和狱卒囚犯都拉近了关系。这让他暂时忘却了外界的政治斗争，家人的安危，获得了长年累月坚持斗争的精神武器。 “找到你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在书的最后一句如是说。 《曼德拉的方法：生活的课程》（Mandela’s Way: Lessons on Life）维珍图书 2010年4月第一版。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6日 http://cnmedia.org/?p=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