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记者结,以及如何破结

记者节,记者结,以及如何破结

2012年3月6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抗议普京当选总统的人群,在现场的我看来,普希金更像这个时代记者落寞的背影。

记者节大概是最受人遗忘的节日,这和记者在社会中地位日下有关。它甚至成了一个从业人员都不愿庆祝的节日。

在过去十年来,我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边缘记者,如果以11月8日这一天处于新闻岗位上作为严格定义而言,我大概只有两三次可以“合法”过节。更多的时间,我或者身处教育系统,或者处于公关传播领域,而今年的这一次,因为前几天从杂志执行主编的岗位离开,第一次在完全自由的状态里,回头来看看这个奇怪的节日。

在我踏入新闻行业的21世纪初,记者仍然是一种能量符号,他们身上代表着可以和社会资源较量或者合作的能力,无论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条线记者,还是都市报地方跑口的记者,更不用说带着南方周末光环的“大拿”们,那个时候,他们是草根的,更是江湖的,越江湖,越有能量,是那个时代的传媒逻辑。

在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传媒江湖出现了第一批独立记者,他们大多是不愿忍受南方周末日益严厉的审查气氛,因为某一篇稿子被撤之后点燃了导火索,决然离开。他们中不乏优秀的记者,如杨海鹏、翟明磊。他们处在人生的三张年纪,人们看着他们的背影,总觉得他们好像进入一个异次元空间,难觅其踪。江湖不见哥的身影,江湖还留着哥的声名。

之后的故事变得有些商业味和俗套,大批的记者进入了公关、商业领域,留下的人中,也有很多在日益显得相对困窘的收入面前默认了和商业的共谋。长篇的文字报道,调查特稿,在微博时代和视频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或者食古清高。至于那些与商业进行交换而手脚不干净被捉现行的记者,更使这个行业的声誉掉得只剩渣了。

作为一个一直相信文字和报道力量的边缘从业者,看着过去十年这一切的发生,没有讶异,但也不愿选择平静。记者,究竟是否还需要作为一种职业存在?

这个问题可以从字源定义说起。“记者”这个舶来词在过去百年来被作为一个词语整体频繁使用,被思维固化成传媒行业从业者的固定名词,它的地位、影响力、甚至身价因之也被传媒行业的盛衰紧紧捆绑,在传媒业的黄金时代,记者是“无冕之王”,在传媒业分崩离析,另寻活法的时候,记者则有树倒猢狲散的丧家感。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中文字面来分析,“记-者”的意思,是“在记录着的人”,这个定义事实上是相当广阔的。任何记录这个时代真实发生的事情的人,都可以是记者。而记者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意义下,也就不需要一定和传媒机构发生联系了。

对记录者的价值,在新的时代可以如何衡量呢?这其实有非常大的探索空间。微信自媒体的大V们在开发公式计算着他们一条微信广告费七八万的合理性。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文字能不能拒绝让自己进入广告、公关和营销的计算逻辑?文字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文字对于生产者和受众的价值,是不是能摆脱从算字数到算点击率,再到算图文转化率的轨迹?

我们都知道,文字有视频无法取代的逻辑思考功能,有画面无法取代的意境和表达内涵,文字能力是在这个本就对写作能力培养不良的国度里被逐步抛弃的稀缺品。然而人们在生活中却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对文字的需要,从阅读到表达。失去写作功能正使我们丧失书面表达能力,也丧失了一个人独处时的梳理能力。

那么今天,优秀的时代记录者的文字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来梳理报道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条道路,使传统的独立报道和软文泾渭分明的分水岭之间存在共生的可能,并继续为这个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梳理新闻和传播之间的概念和关系。今天,在自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和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字需要回到根本,回到到记录最有活力的人们,记录时代本身身上。

在过去的三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内容传播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发展路径,也同时坚持做着“中国三明治”(china30s.com)这个内容和社区聚合体。很多人问我怎么定义中国三明治,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可能过些日子,我会把这些答案和思考好好地向大家说明。

从朋友圈里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了创业,这是和十年前离去的身影不同的。记者已经不是这个时代里特殊的人群,他们和众多创业者乃至白领一样,一起学习互联网,学习商业逻辑,学习社会运行规律,学习消费者心理,从这一点看来,新闻光环在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的褪色,对记者个体也并非一件坏事,它让记者跌落尘埃,再拍去灰尘,从头再起,成为更完整的现代人。

然后他们会发现,当记者时的一些职业素养,又将重新成为他们从事新领域里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