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没有变得更糟

北京有没有变得更糟

一场大风把北京前两天的初冬变成了深冬,人们回到缩头缩脑的日子,在特别容易降临的黑夜穿行。

这一次,我住在东四五条胡同里的小旅馆。我喜欢东四这个地方,它有北京少有的小,小街小胡同,还特别有烟火味。街两旁布满了各地风味的饭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潮牌小店。当然还有一些特有的杂牌服装和鞋具店,前一天我还手贱买了一双骆驼牌休闲鞋,用它来拯救我从上海出发,历经广州的皮鞋。

我喜欢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群——那些吆喝着水果甩卖的摊主,那些在广东美食店里一点不像广东人的店主,那个在深夜的巷头孤独烤串的男人,这些天来我没见过人买过他的串。风从巷口倒灌进来,尘土让北京的人和物有了共同的广泛联系,在粗糙的沙粒感之中,每个人反而显得平等而容易对话。

我还喜欢地铁口一出来那家叫“面兑面”的小店,尽管起了这么一个“两人相对”的名字,它的主打概念是“一个人吃饭的小店”。我欣赏这个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总能找到一起吃饭的人,在平常的饭店里,一个人吃饭好像占了人家桌子似的,又或者显得特别凄凉和边缘,而在这里,一个人是最理直气壮的顾客。我看着那些默默吃面,各怀心事的脸庞,而在他人的眼里,我是那个坐下来点了一罐燕京啤酒的南方人。

十一年过去,我又成了对这个城市最熟悉的过客。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奥运会之后,北京也在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着。那些纵横交错的地铁,重新定义了市区和郊区的距离,它们成了潜行于城市地下的新肌理。比如,我觉得一条六号线就让北京变得可爱了一些,它让东西向流动的旅人不再只能依赖“面目可憎”的一号线,而且它居然还经过了那么多新兴商务和小资的地区:南锣鼓巷、东四、朝阳门、呼家楼。

而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居然也有了以其名字的地铁站,写在绿色的地铁月台上。中关村大街上,当年那些杂乱的小店荡然无存,剩下一个张开大嘴的地铁入口。这让我有点恍惚,现在的人大学生已经可以告别走走停停的公交车,一溜烟直下北京西站天安门,这样的距离感让我重新回忆了以前那些需要长途跋涉的日子,那每坐上一部公交车都好像是去远方探险的日子。

只有走到当代商城天桥下,我才找到了往日的熟悉感。这座多次出现在电影《神探亨特张》的著名天桥,是人大学生和花花世界之间的连接。走过去,就是东西贼贵的商城,还有自习圣地“艾德熊”,走回来,是“实事求是”石,和始终处于蒸腾状态的宿舍。

在起风的前一晚,我来到人大校园。人的身体比大脑更容易感觉自己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浑身的毛孔都张开,有一种说不出的能量交换。那些本该不变的树木却又像覆盖上一层陌生感,而熟悉的宿舍楼之间,行走的不是当时的那一批人,像同一座电影布景换了一批新演员——我们的大脑是用来拍摄的胶片,但是储存容量却有限,以至于自动删除了一些片段。

然后第二天,就在网络上看到了人大腐败丑闻的败露,人名还都是熟悉的。我设想了如果我当初没有离开这座学校,像这批人一样一辈子没有离开校园,我会有怎样的思维体系?

我离开了,所以人大留给我的,永远只是美好,我没有把它变成我踏入社会后的环境,而那样的环境,怎可能没一丝污垢。

离开人大之后,我曾经在2002年底和2008年初两度短暂在北京居住。其他时候,相对于北京,我一直在漂移。北京究竟有没有变得更糟?从2008年奥运之后,这座城市的形象在公众舆论里开始滑坡。天气、交通、食物、乃至对年轻人的挤出效应,频繁在媒体的塑造里留下负面印象。

这一次,我住在东四,离2004年底,我和徐小姐在后海办结婚Party时住的北新桥只是咫尺之距。那时天很冷,离开的时候,天上飘下了雪花。我还顶着一头染色的红发,而徐小姐刚在上海剪了一头短发,在她的各种短发造型里,我觉得那一次的,至今还可以排入前三。

每个人读取一个北京,就像将过去储存在这里的记忆导入,连气味都能原封保存。我觉得北京的空气没有变糟,因为多年前已是这个模样,沙尘暴曾经将教室课桌积上一层土,天空黄得像黄疸病。我觉得北京的食物还是那么粗糙,但现在已经多了很多选择,不像我以前只能对着大馒头。我觉得北京依然是一个名利场,是因为它还是继续积累了太多牛人。我觉得逃离北京的行动,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追求开始多元。

到了这里,这一篇对北京的感情帖好像应该打住了。地上铺满了落叶,捡一片揉碎在手里,都是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