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和乔纳斯: 在旧厂房设计生活

妮娜和乔纳斯: 在旧厂房设计生活

文/李梓新

 

“我爷爷奶奶住在农村一个土木结构的四合院里,中间有天井,有葡萄架,小脚奶奶放碗的柜子都打造得很精细,铜片雕花,抽屉把手也很漂亮,钥匙是黄铜的叶片形状。雕着龙头的拐杖斜倚在爷爷的太师椅边上。晚上爷爷让我一边泡脚一边背家谱。我记忆力特别好,很讨爷爷喜欢。”

陈妮娜从小在湖北省中部钟祥市乡下的客店镇长大,很多时间都是由爷爷奶奶照料的。那里是楚辞文学家宋玉的故乡,也是“阳春白雪”这个成语的发源之地。

虽然是在乡村,但“生活是有要求的”。妮娜的爷爷经常说,板栗要自然熟了掉到地上才能捡起来。石榴没有张嘴笑不能吃。所有的节奏都要跟随大自然,回想起来,她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奢华,是现代人不可企及的

在乡村的生活,和自然的亲密接触培养了妮娜的艺术敏锐。那时爷爷的门前有片大竹林,竹子都很粗壮。竹林里有些野葡萄藤。妮娜坐在野葡萄藤上,一边荡,一边看上面密密麻麻高高的竹林,“风吹过来的时候,竹林里就真的有音乐。各种虫子、蜘蛛、蝴蝶,都构成了音乐的一部分,大自然对孩子的感知力和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妮娜说。

那个时候,妮娜经常坐在奶奶的厨房里,看正午的光透过屋顶的瓦片顺着柱子射下来,看见灰尘翻滚,所有的时光,包括对食物气味的记忆。造就了她恋旧的性格。

这可能在冥冥之中决定了,她会最终和一位擅长中国家庭旧物改造的艺术家走在一起,但她没想到他会是个瑞士人。

而现在,客店镇的祖屋已经塌掉了,长满了青草。钟祥是中国的长寿之乡,爷爷奶奶都在过百岁之后才去世的。

“我觉得如果爷爷奶奶活到今天,跟我的价值观反而会比较贴近。”妮娜说。实际上,她和父母这一辈却在生活观念上有很多冲突。父母觉得她的工作和生活没有沿着主流的道路去走,甚至当妮娜生下女儿Anna之后,他们要过来帮忙带孩子也被妮娜拒绝了。

妮娜并不愿意和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她追逐自由率性的生活方式是压抑不住的

走传统道路的亲生姐姐,觉得她不买房,不买车的生活是疯狂的,但又有一点羡慕她的自由。

 

从湖北省的高校毕业之后,妮娜在湖北的一所中学当了三年美术教师。尽管她的教学生涯很顺利,多次获奖,平时也创作摄影作品,但她忍受不了“早上7点上班,还要指纹打卡”的生活。为了摆脱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加上一场虽然最终无果的恋爱感召,使她在2006年放弃了工作来到近一千公里之外的上海试试运气。

妮娜给自己找工作的期限是三天。那时她非常想加入位于淮海西路红坊里的一家香港广告公司,面试之后在家等着老板给她出平面设计的试题。一开始,老板没有如约把题目发来,一般人可能认为这就没戏了。可是妮娜不愿放弃,主动去询问。要来题目之后连续奋战了七个小时,她的设计为她赢得了第一份工作。

一年之后,她又用十分钟内做的一张设计图得到了同济大学下属科技部艺术中心的工作。在那里她工作了三年。为艺术中心做设计和摄影项目,也参与策划一些政府项目和艺术展览。

在日子又渐趋平淡之时,2009年中,Jonas Merian降临到她的生活中。这位曾经在朝鲜参加过红十字会,当时在冰岛假肢公司担任亚洲区技术总监的瑞士人,2008年从北京搬到上海,生活在湖南路的法租界老房子里,公司付的租金,生活惬意却没有波澜,甚至寻思着离开中国。

两个同步的灵魂走到了一起。那时Jonas33岁,妮娜29岁。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摄影、艺术、设计。但更为巧合的是,他们同时都想到了要辞职,过自由的生活

2009年10月,有一天,Jonas对刚认识四个月的妮娜说:“你愿意和我到一个废旧厂房打造自己的家么?”

妮娜心想,这就像是求婚的邀约了。旧厂房,自己的房子,听起来很酷啊。她觉得两个人的志向真的一样了。于是她答应了。

 

杨浦区军工路大概是上海最缺乏想象力的马路之一。人们对它通常只有遥远而冷漠的印象。尽管它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便已存在,是上海的第一条近郊公路,沟通了上海北部农村地区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联系。

在初冬的这一天。我钻出江湾镇地铁站,上了出租车,让司机去军工路上的五维创意园。司机说,是那个办婚礼的地方对吧?

一时间,我还未曾将妮娜和Jonas出名的工作室和婚礼市场联想到一起。但事实证明司机是对的,园区的门口摆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囍字,穿着婚纱,袒胸露背的新娘在寒风中和身边的新郎在一辆甲壳虫汽车模型中做出各种亲密造型。他们的背后是“唯一视觉”、“蔚蓝海岸”等各家婚庆机构的招牌。配上入口处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巨大不锈钢雕塑,有特别的喜感。

Nina和Jonas的工作室就在这座园区的15号,坐落于园区的最里面一排房子。在四年半之前,这里是破旧的厂房。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这里。

妮娜和Jonas花费了大概10万人民币对这座大约220平米(改造后300平米)的旧厂房进行了第一次装修。因为空间宽敞,屋顶很高,他们有很多自由来实现自己的想法。Nina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将类似记忆里家乡的绿色“移植”过来,在隔出来的阁楼边上放了一道绿色植物屏障。阁楼上就是他们的卧室。

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妮娜和Jonas经常邀请朋友来开Party。“最多的时候装下过170人,外国朋友说这是城里最酷的Party。”

改造是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慢慢进行的。妮娜在房顶种蔬菜,女儿生下来第一年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一部分砖块和木地板是来自拆迁房的二手材料。斑驳的铁门上也用白漆刷上了三位主人的名字:Jonas & Nina & Anna。墙上挂着妮娜的摄影作品。在一楼大厅的一角,妮娜设立了自己影棚。而Jonas也有了自己的工作车间,而且他的车间在慢慢扩大。

Jonas光头,笑容亲切友好。这位擅长假肢修复和矫形的工程师,把他工作中的手艺全用到了旧物改造上。“做假肢,木头、金属、碳纤维……什么材料我都接触过,这些改造对我不是什么难事。”

他实在是一个高手,可以把各种老旧的中国元素的东西,改造成新潮的带实际功用的产品。比如,用旧行李箱改造而成的音箱,用旧饼干盒做成的可触控台灯,把一个中式梳妆台改造成盥洗台,把老木材改成造型新式而不失古朴的长桌等等。

“刚开始,我只是想休息一年,没有想太多,从兴趣出发,看看日子可以怎么过。我拼装了我们自己用的第一件家具,这启发了我可以把旧家具改造成不同的东西,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功能。现在,我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正经的生意来做了。我也需要养家糊口,我们的积蓄并不多。”Jonas笑着说。

为了搜集二手材料,Jonas需要在上海及周边进行拆迁的区域,和那些专门收购废旧家什的公司和个人打交道,从中淘到自己喜欢的材料。有时候妮娜在老城区拍摄照片时,也会为Jonas物色一些材料。

Jonas在我们面前摊开了一本画册,“与其说这是一本产品目录,倒不如说是一部作品集吧。”因为大多数的作品并不能量产,根据废旧材料改造出来的产品总有一些细小的差别。加上Jonas目前主要是自己动手,加上一个实习生协助而已。

“有了Anna之后,加上有实习生,我需要更好规划时间。”Jonas几乎每天都工作,在车间里他每天要做5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五六点,然后脱下工装,洗澡,换上平常的衣服。晚上还要做些文书工作,邮件来往等。

小的物件,比如用酒瓶做的吊灯,每个月Jonas和他的实习生可以做上100个。而如果是一个大床……那么可能耗费他们在一个多月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Jonas指着车间里一个打造了一半的大床对我说。“这是一个德国的女士马上要回国,特地订做了的,当然,托运的费用会由她的公司埋单。”他会心地一笑。

这让我想起了何伟在《奇石》里面写到他和太太张彤禾从中国搬家回美国,中国工人是如何灵巧地将他家的大床拆卸并拼装得天衣无缝让美国工人赞叹不已的故事。

“你是否还会想起过去在大公司里的生活?”我问。

“有时也羡慕那种周五晚上可以暂时不考虑工作的生活,直到周一你才需要重新操心起来。但现在这不是现实了。家和工作室完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很难分开。”Jonas说。

媒体在这间工作室和家建立起来之后的半年开始注意到这里。创意设计网站CreativeHunt.com的报道使他们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帮助了Jonas的生意。《纽约时报》在2014年5月也发表了一篇千字长文,题为《在上海,你可以把旧仓库变成一个家》,文章这样写道:

在上海,他们的居住情况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因为在这座城市超过2000万人口的居民当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公寓中,还有极少数生活在殖民时代的里弄房屋与低层公寓里。”

“我和中国人与这些旧东西的关系不太一样。在我看来,它们都是非常独特而有故事的物件,中国人因为一直生活其中,可能反而不能察觉。”Jonas说。

“这里面也有观念的问题。中国人认为这些东西与生俱来,花不菲的价钱买用它们改造而来的产品,他们可能不会觉得特别有意义,只有思想开放或者有些海外经历的中国人才会买。”妮娜在一旁补充。

顾客确实大多数是外国人,一个行李改造的音箱8000元,一个饼干盒可触控台灯500元,一张长餐台3-4万。对中国人来说不容易接受。Jonas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朋友,买了饼干盒时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朋友。

为了扩大渠道,Jonas还把自己设计的家具放在新乐路一家朋友的店里使用和展示了一阵子。他还和一家香港公司合作电子商务,也和瑞士公司合作将产品出口回自己的老家瑞士。圣诞的时候,也是Jonas最忙碌的时候,连续几周,他都要穿上军大衣,在寒冷的天气到上海外国人社区的露天圣诞市集去摆摊。

这是一种全靠自己的自由生活。”Jonas总结说。

 

离开同济大学的工作之后,妮娜成了一名独立的摄影师。她接拍一些人像摄影和杂志合作,也拍商业项目,还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

妮娜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性格豪爽,嗓音很高。五维创意园里的邻居都挺熟。

谈起自由职业的生活状态,她说,刚开始半年会有焦虑,慢慢会有客户推荐客户,其实也不用特意去打广告,事业还是会慢慢成长起来。

有一个法国收藏家,2011年在一个法国画廊看到妮娜的作品,过了接近两年之后,觉得还是很想收藏。通过画廊辗转联系到妮娜,当天就找到妮娜家,把作品买走了。“有些缘分,该来的自然会来。”到现在,妮娜大概有10几幅摄影作品被买走了。她还和Jonas在2010年参加了山西平遥的摄影展,作品是《出境·入境》,展现人在跨国之间的状态。不过Jonas现在已经更专注他的旧物改造,拍照少了

妮娜也很喜欢拍旧的东西,“老城区像一个花颜失色的妇女,正在被淘汰掉,没有办法挽回。每拍一次,我的脑袋就被震荡一次。”现在,她的老城区系列作品正在进行中,计划在画廊里做一部分展览。

2012年,Jonas和妮娜领风气之先,把家里一楼的一片空间开放出来做Airbnb客房。“刚开始我也很不适应。什么?让完全陌生的人住在家里?但来的第一个客人就是一个意大利摄影师,他受政府邀请来中国交流,把组委会给他安排的希尔顿退掉,跑来住这里。而我们的客房一开始门都没有,只有半边窗帘,也没有空调。但大家交流起摄影也很开心。”妮娜回忆道。

现在,Airbnb也成为他们的一个收入来源,他们也收获了一道留言墙,上面是来住过客人的心声,也交了不少朋友。

妮娜的摄影作品,风格鲜明,深得朋友们的喜爱。很多朋友都找她拍摄。她认为用什么相机拍其实不重要,最重要是角度和感觉。她不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定位成艺术家或者设计师,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因为有没有既得的收益而放弃它的,如果你真的喜欢的,你会一直去做

两年前怀着Anna的时候,妮娜的工作也没有受多大影响,怀孕8个月还跑到铁路边拍外景。反而Anna来到两岁的时候,妮娜多了一些焦虑。

“这里附近没有什么好的幼儿园。甚至整个杨浦区都没有好的私立幼儿园。”妮娜的户口不在上海,Anna不能上公立幼儿园和学校。而且她也对现有的学校教育心存疑虑。

“我不希望孩子去学各种需要‘死记’的东西,我希望让她去挖泥巴,抓鱼,亲近大自然,就像我从小一样。童年初期的记忆是能影响人的一生的。如果封闭起来,身体的触觉关闭了,可能一辈子都打不开。如果这样,我宁愿不让她上学。”妮娜略有些忧心忡忡。

娇小可爱的Anna由保姆带着,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偶尔撒娇发脾气。她说中英瑞士三国语言。妮娜最喜欢带她到附近的共青森林公园。这座位于上海东北郊的公园面积很大,有冷杉和湖泊,那些高大的树能让妮娜想起童年。

也因为Anna上学的问题,Jonas甚至想到了搬去台湾。那里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也可能可以为他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不过,现在一切还是在设想中。

“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两年,我们还会住在这里。”Jonas说,这里的房租是7500元,去年续签合同的时候,一开始房东想涨价20%,后来被砍价到涨10%。房东是国企,“他们也喜欢有一个外国脸生活在这里。”Jonas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妮娜说:“这里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会改造下一个地方。”她一直向往有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树,就像童年那样,她对绿色一直保持好感。

当然,如果有机会帮助NGO或者媒体去做一次战地记者,也是妮娜向往的。关于明天,谁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