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喆:做体制之外的岛屿

上官喆:做体制之外的岛屿

在当今中国众多独立设计师之中,上官喆以自己的奇诡风格著称,他觉得自己创立的品牌SANKUANZ是入世,却是在体制外的一座岛屿。他正在厦门打造自己的系统,名叫“群岛”。在刚结束的2015伦敦男装周之前,中国三明治在厦门采访了这位生活在自己设计的系统里的时装设计师。

 

文/李梓新

 

厦门故宫路上是没有宫殿的,颇有“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没皇宫”的意韵。街口却有个楼盘叫“故宫裕景”。这条不宽的旧马路上有十足的闽南生活气氛:一些散淡的小吃店,几家看起来即将倒闭却岁月经久的杂货店,卖着塑料桶至长竹竿等民间物事,再加上两家随着游客潮应运而生的小文艺咖啡吧。这是试图深藏在每个周末被游客雷暴般奔袭的厦门的角落街巷,宛如潮湿而神秘的腋下。

但我要拜访的这位近年来声名鹊起的服装设计师却藏在这条路上一处更奇怪的所在。就在“故宫裕景”对面,高达20多层的建设大厦散发着1990年代国企的浓重气味。进入宽敞的大堂,那些申请住房保障的人们,那些写着标语和规定的窗口,让人和时装设计一时联系不起来。

然而,只要搭乘电梯来到24层,你便魔幻般地进入一个服装工场。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布料,墙板上有设计草图和潮流设计元素图纸。这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好写照:生活在体制的根基上,却思考在云端

 

我认为上官喆在厦门明显更接地气,尽管他其实不是闽南人,而是来自福建长汀的客家人。他在厦门有放松亲切的笑容,半年前在上海连卡佛商城办公楼里,面对我的访谈,他却显得小心翼翼而略带防备。

这一次,他穿着白Tee、麻布裤和白球鞋,放松而精神。两只胳膊的西藏文化符号纹身闪耀着,靠近手肘的部分,纹着“沐川”两个字。“这是我孩子的名字,纹的时候发现就这里有空了。”他大笑。

在当今中国众多独立设计师之中,上官喆以自己的奇诡风格著称,他喜欢在自己的衣服上表现青年文化,用夸张的图案或者聪明的文字进行表达,从而达到某种隐喻(尽管他自己从未承认有故意的隐喻)。

(模特图片为SANKUANZ 2015秋冬作品在伦敦的走秀,下同)

拥挤的工作室里摆满了藏文化的书籍,白板上贴着各种青年文化图腾。如果从上官喆之前发布的作品来说,你会判断他对神秘主义或者政治表达有兴趣。但是他总是否认:

我一点也不在乎政治。作品之所以会出现政治的素材是因为我关注的青年群体,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而不是我个人。”

“但你说过,所有的秩序都来自于混乱。”我追问。

“只是觉得这个比较酷。我们选择的东西很多都是‘自下而上’的。从底层往上影响的。我不太喜欢‘自上而下’的东西,普世价值观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或是街头文化是能够感动到我的。”

对于街头文化的定义,他特别喜欢汪民安在《街头的面孔》的提法。里面写道,街道白天是马路,晚上是别人的家。“这其实就是街头文化。而不仅仅是滑板,或者街头运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上官喆作为一名独立时装设计师的名气又继续上扬了。2014年6月,他第一次在伦敦男装周首发自己的作品,生猛的模特们戴着1/4人长的木雕手套踩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音乐出场,其中有些手套竖起了长长的中指。7月初 ,他在“一席”作了《机缘巧合》的演讲,少有地公开地谈到自己从高中起到设计师的来时路。而在6月底,《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厦门:中国的安特卫普》一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赞美词汇抛给了上官喆、万一方等厦门设计师群体。

但上官喆却认为自己恐惧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宁愿安静地呆在厦门,每天吃相似的食物。

“我是一个吃东西很随意的人,如果喜欢吃一种菜,就会一直点那个,直到把自己吃到吐为止。记得之前我最喜欢的是鸡腿饭,吃了一年多。”上官喆说。

 

比起他在饮食上的专一,上官喆每天要面对各种繁复的布料、材质、款式。办公桌和地下都堆满了成品、半成品,为VANS设计的滑板鞋有一只放在桌上,两三只散落在地下。它们中的两只写着“Fucking”和”Tourists”。

一开始,VANS对这个设计没有意见,可是在最后时刻,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有点生猛的设计。生活在一个旅游经济日益成为支柱的沿海城市,上官喆说自己对游客并没有恶意,“我们每个人都是游客”,他补充说。

这是一个曾经在白T恤上印自己创造的插画图案,印各种喜欢的语句,甚至印上“反对PX”运动文案的青年人的进化史。他从小受摇滚影响的冲劲和反体制的奇思妙想在青年文化找到了更广阔且肥沃的平原,而且也和商业更好地结合了。

上官喆所处的独立时装设计师圈子是一个高度商品化、工业化却又相对小众的领域。这批80后特别是85后中国设计师,是挑战世界时装设计秩序的新生力量。就像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在1970年代为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这样的1940年代出生的设计师提供社会基础一样,在上官喆们的30岁之际,他们发现自己站到了世界的门口。

“整个中国的状态已经很国际化,没有时间差了。独特是大家愿意接受的前提,复制没有生命力。”把自己的商业重心放在海外的上官喆有这样的观察。

上官喆从来没有一点反商业的因子,他希望入世而独立,在2008年他甚至开了个淘宝店,买一个自己做的“Ze by Sankuanz”的平价设计品牌。这个业务的商业收入足够支持他在时装领域天马行空的创作。他开始频繁地和艺术家合作,比如从英国回来的陈天灼。他们从博客时代的网络认识,但直到2011年才见上面,随后便开始了紧密的合作。

2013年4月,他和陈天灼在上海时装周推出了饱满西藏密宗文化密码的秋冬系列,惊艳全场。这也奠定了上官喆明确的风格: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加上青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配合考究的现场音乐搭配。

从2014年6月开始,上官喆将自己的首发都放在伦敦男装周上,他对国际化很看重。他不掩饰自己对伦敦的偏爱:“伦敦不代表高级,她代表年轻、新的东西。巴黎是old money的感觉。巴黎的国际化和伦敦不一样,巴黎只有巴黎人和游客。伦敦是全世界的人住在那里融合。”说起他最喜欢的伦敦地方,是Brick Lane附近Shoreditch 。每次发布会前后,他都会在伦敦呆一两个月。

春夏和秋冬,每年两次的首发是设计师们的big moments。他们通常需要提前将近一年发布下季的产品。这也决定了他们和团队一切的时间表都围绕着时装周而转。

我拜访上官喆工作室的时候,他已经即将要动身,在2015年1月到伦敦准备2015秋冬系列的发布了,这次他和艺术家金宁宁合作,主题是“海豚宾馆”,故事从一只海豚和一个女饲养员谈恋爱开始,充满了梦境和现实的迷幻气息。工作室里有一丝加班加点的氛围,东西越堆越乱,牯岭街的校服和迪卡侬Kipstar的衣服都挂在衣架上提供灵感。再过一个月工作室又要搬家。但上官喆依旧气定神闲,白T恤、麻布裤、白球鞋,语气平静。

“走秀做一次就是发布,做第二次就是表演,表演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走秀对我来说是一场演出。我不能接受在走秀时跳舞,我还是喜欢这是一个严肃的方式进行的事,我不能接受秀本身的娱乐化,我的极限可能是能接受一个乐队在后面现场演出。”

这一次在伦敦,上官喆的作品依旧出位,模特的衣着比以往鲜艳,他们的妆容也很有意思,像是被攻击过一样,有人的眼窝留着淤青,有人的嘴角挂着伤痕。

上官喆觉得伤痕是和鲜艳的服装很好的配衬。当被问及他的作品是否适合普通人穿着时,他说,你是指哪里的普通人呢?在中国未必,可是在东京、伦敦,普通人这样穿是很正常的

尽管国外业务日益扩展,占到总量2/3,上官喆的英语还不是很灵光。“我非常希望把英语学好,但感觉一直学不好。这非常重要。”他坦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又像一个还在读书的中学生。

 

回到十余年前,上官喆还是一个期待踏进大学校园的大学生,留短发,穿着规矩。他说自己高中时有两个心愿,留长发,以及去北京玩摇滚乐。但直到父母觉得他可能考不上大学,放他到福州备考美术时,他才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打口碟。

 

生于1984年的他和我回忆起压抑的长汀县城,“在小县城里部落族群和家庭观念都特别强,所以基本上所有人你都会认识。整个文化都会比较封闭。除了体制内教育以外,真正开始了解能够称得上是文化的东西是在接触了互联网以后。那应该是在2000年之后了。有互联网和电脑这些东西,我开始接触摇滚乐。唐朝,黑豹,张楚,还有各种杂志。在高中时期,才发现世界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结果他出奇地超常发挥,考上了厦门大学的广告学专业。他到各个系的课堂听课,他觉得大学里的知识帮助不大,却又对我说出一句有些禅意的话:“对于原创工作者来说,知识不在于对某一方面深耕,而是打消对于某些事物的执念。”

将近毕业的时候,上官喆先尝试了广告公司的生活,觉得“无聊透了”,他来到厦门的本地潮流杂志《M时代》实习,对时装潮流产生了强烈兴趣。这本后来倒掉了的杂志,以及他参与的创意市集活动,帮助他接触了一批日后对他帮助巨大的达人,像《M时代》的主编,后来也成为设计师的Cotton、设计鞋子的Kim和做音乐的Dave、摄影师许晓东、滑板少年Tata等,这些人都在他日后的创业提供了无数的帮助和灵感。厦门这个小岛上当时仅有的一些喜欢创意的灵魂在日后相互抱团,构造了厦门从2006年开始发酵的创意文化生态圈

2007年,上官喆的服装设计生涯从简单的白T恤起步。他在上面印上一些恶搞插画,“卖得还不错”,积累了资金开始做衬衣, Cotton还给他当了服装模特。

性格内向的上官喆敢于毕业即创业,源自于他毕业前参加的一场大学生创业比赛,他的团队获得了二等奖。这使他对创业有了清晰的认识,于是毕业后花三千块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还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做“苦楝树之屋”。

他的时装设计是和一条淘宝品牌线“Ze by Sankuanz”一起发展的。后者为前者提供输血功能,尽管上官喆也觉得淘宝品牌有些低端,但对于这位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和他的团队来说,淘宝让他们安度2008-2010的金融危机,并为团队积累了经验。

用上官喆的话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是在期待自己的成长,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对我来说,我特别讨厌做重复别人的事情。好与坏都无所谓,我就想要尝试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很少有时装设计师会拉低“逼格”去做淘宝品牌。但是少年童心的上官喆却无所谓,他甚至不认为淘宝品牌是过渡,而是另一方面的实验而已

而对于名声这种东西,他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没有知名度,就很难和VANS合作。有知名度就能让我和喜欢的人站在一起,其他就无所谓了。”

 

2012年,为了逃避世界末日到来还没有看够世界的遗憾,上官喆才开始出国旅行,随即养成了自己的旅行习惯。他也成了AirBnb的拥趸。

但是,相比宁静的个人生活,他有时会为一些邀约的公关活动头疼。所以,他一直发愁为他的团队找到一名合适的公关人才,以帮助他应付国内的各种合作。他之前已经在巴黎签约了一家公关公司,为他拓展海外市场以及和全球各买手店之间的关系。但在国内风起云涌的各种活动邀约中,他仍然自己没有什么经验,很多商业合作会被导向自己不希望的结果,因此可能会停止掉所有的商业合作。

“比起借衣服给明星,我可能更喜欢借给VANS的滑板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喜好选择商业合作,而不是商业本身。

我问他,管理团队是否让他头疼。他笑言整个公司接近于没有管理的状态,只有简单的制度,没有严格的管理。他认为品质比效率更重要。当然,厦门当地流行的中秋节“博饼”抽奖团队文化也是少不了的,但也就是奖励些“卫生纸、洗发水什么的”,不会和那些动辄拿出游艇或者巨款的土豪比较。

现在,上官喆的团队已经有30多个人,还在持续招人。Sankuanz品牌的设计师就是上官喆自己,所以他需要的是能执行他思路的人。而且他更倾向于招本地人,至少是在厦门读大学,这样稳定性更高。

由于团队不断壮大,加上上官喆自己所说的“租房运”实在不好,经常碰上纠纷,于是团队即将在七年里搬到第七个地方,到厦门思明区一片较为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1500平方米的工作室。团队也有更大空间大展拳脚。但这也打破了上官喆“家就在公司对面”的生活圈。

现在上官喆一般早上起床后陪陪小孩,11点才到公司,晚上要工作到12点、1点。这样的作息时间表等过两年孩子上幼儿园,陪孩子的时间会更少。“长久来看,这真的是一个问题,真的很难,太太也有她的工作。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

上官喆想玩的事业仍然在不断地扩大。4月底,他会在厦门游客最多的中山路步行街旁边开出自己的线下门店,卖自己的作品,也卖其他设计师的作品,像一个设计师买手店,却也包括画廊等其他模块。

我们想把整栋房子变成一个都市景观。一层会做小东西,让游客购买的。另一层会做昂贵的衣服,游客可能兴趣不大。我还想做个严肃的画廊,因为我长期与艺术家合作,会做展览。有高级和廉价的东西一起。”

设计师跳出来做买手店,上官喆估计是国内的第一个。他觉得身份多重是件好事。“成为买手去订设计师朋友的衣服,可能会很尴尬,但我觉得无所谓,这让我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经历这个世界。这是我系统内的一部分”。

上官喆很强调自己的系统,他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体制,但希望SANKUANZ是一个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东西。“我希望是入世,却在体制外的。我希望有一套自己的系统。”

这个系统经常和他喜爱的“岛屿”意象连接在一起。“欧洲品牌很少有自己的体制,日本就有很多拥有独立的世界观的品牌,比如Undercover,所有的品牌都像是一个城市,但Undercover是城市之外的岛屿,有他们的世界。”

现在,他自己住在厦门这座岛屿上,也想把自己的系统打造成岛屿,甚至是岛链。即将开幕的买手店,就叫“群岛”。

他还想到要办“群岛”的出版物,就像川久保玲办杂志《Six》一样。尽管他还是传统的阅读者,喜欢读长篇的文字。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拥抱新的时代。他用了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做比喻。

“山本耀司是做高级女装,痛恨快时尚。川久保玲取得成功之后,还是做了自己的快时尚品牌,一个是在抱怨这个事情,一个根据新的趋势去做新的东西,我觉得抱怨是自身的问题,要顺应时代变化去做新的东西,这就像媒体现在的形态。”他毫不掩饰对川久保玲的热爱。“像我们设计T恤,印花总要放在前面,如果印在后面就没人看,这就是这个时代。”他适应得并不费力,而且更愿意冲到前头,构筑自己的岛屿,让其他人隔岸观火,却不明就里。

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里,他提到自己对VICE这个青年亚文化媒体的喜爱,谈到“杀马特”文化其实很帅,提到自己读东野圭吾的小说,“社科类的图书会让他昏昏欲睡”。他不开车,也不怎么运动,却认为自己会永葆青春。

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活力四射地提出送我。我们一起穿过那阴暗的国企味道的楼道,他的白衬衫在前头晃动。

我们的同龄人中的一部分,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且鲜活存在于生活之中。我不知道当我们这代人年老之时,看着他们,审视自身,会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生活选择打个问号?

“年轻不是年龄,而是心态。” 上官喆觉得40岁时的自己也不会有多大变化。24层楼下面的厦门街市,好像从未年轻,却也从未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