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揭示闽南文化困境

《海角七号》揭示闽南文化困境

《海角七号》流行,身边的朋友,大致上台湾人以及讲闽南语的,或者是像我这样讲潮州话的,都会有心理上自然的好感。而其他一些朋友,则大概只能从日语里面找到亲切的元素。日语可比台语要流行不少。

从本质意义上讲,《海角七号》只是一部“还原”式的片子。但是偏偏这个世界,要还原事实一直是那么难。比如让台语入戏,就马上要考虑票房的问题,其推广性是否有限?比如还原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就经常要遭遇文化解读,紧接而来便是政治解读。

魏德圣的这部片子在于他用一些流行的元素作为基础,烘托出他想讲述的台南。阿嘉“需要”来自台北,以一个在大城市失败而过的落魄青年引起共鸣,友子“需要”来自日本,给跨国恋情埋下基础,还要再搭上一个日本明星中孝介来跑跑龙套。这是导演讲述这个故事的基础,不然一个台湾小渔村的故事只能属于自娱自乐。在建筑了这些基础之后再坚持自身,这部原汁原味的台语片才能够超越语言或者文化的鸿沟甚至偏见,成为流行现象。

台湾是有文化危机的。台湾的文化危机在于整个华语世界对台湾价值评价程度的下降。部分原因是自我封锁造成的。很多人想起台湾便想起狭小岛屿的窝里斗,它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的可复制性与否经常被质疑。在这一点上,其可传播性还不如香港文化。另外,台湾自己也过了1990年代鼎盛的创作期,由经济、社会等因素引起的自创能力的下降,也让台湾人自己困惑不已。

《海角七号》的创作是源于台湾电影管理局的5000万创作计划的。魏德圣先得到这么一笔钱,才能多少让他有坚持本土创作的底气。《海角七号》讲的是一个纯台湾的杂糅故事,50%的台语,30%的国语,20%的日语对白,基本也是目前台湾,特别是台南文化元素的比重。在这里面,台语仍然是一个比重最大的基础,但却是一个在大众传播领域里最被忽视的元素。

作为潮州人,语言和台语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整个文化都属于闽南文化。在当下的大潮中,闽南文化处于弱势及被忽略的地位,也是有缘由的。闽南文化比较朴实,有宋明理学基础,崇尚传统,老实肯干,认死理(片中几个重要人物都是认死理的典型,无论茂伯、马拉桑、主席,还是那个老找别人看他老婆照片的警察劳马)。这种气质不符合现在的大生产,大包装的全球社会需要。再加上乡土观念重,语言独特,其树立的壁垒经常让外乡人望而却步。这在片中也深刻体现,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当地,地方关系错综复杂。

然而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核心价值,有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和悲欢。如何认真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好给别人听,是一门学问。《海角七号》基本做到了这点,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尽管故事略显拖沓,新意也不足。

我有时也在思索潮州文化的发扬问题。它目前最内核的忠诚老实儒雅深厚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外界看的是走私,裙带关系,以及最新的罪状一条,黄光裕式的帮派商业文化。它的困境在于没有人能真正认真地讲述,有水平地讲述。我们这些行走在四处的潮州人,连乡音都说得少了,连儿子也还没教会潮州话,想想都有点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