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报道灾难的时候
在2008年，我们直面了灾难的残酷和直接。
很多人关注到记者用笔触和镜头记叙了灾难的景象与灾民的流徙，但却没有想过灾难对记者逆向的冲击。
作为职业新闻人，也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两种属性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经常在记者的身上交战。
于是，一本关注媒体人如何报道灾难的专业书籍应运而生。在2009年的1月8日，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在南方日报出版社的帮助下，该书问世，定名为《灾难如何报道》。它是国内第一本正式的灾难报道手册。
“灾难报道”作为一个新闻术语，在中国一直以来属于非主流的模糊地带。什么是真正的灾难报道，连很多媒体从业者都未必能说得清。它掺杂了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因素，反而使它过于沉重而难以轻快地浮现概念。
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路也正长。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1950年代至1980年代间，大量的灾难报道被处理成政治报道，更多的被处理为社会新闻报道。而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黄绿咏叹调》系列报道、1998年的抗洪报道，2003年代非典报道、2008年初的雪灾报道以及年中的四川地震报道，是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灾难报道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
《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从构思到完结，前后经历了三年时间。从2004年底的南亚海啸以来，我所在的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一直深感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所做的专门研究还有待加强。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难频仍多发的国家，灾难是媒体报道的重大题材，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因素使得对灾难报道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迫切。于是便有让我组织这本书的想法。
我在2008年5月23日，地震发生的第十一天飞抵成都，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一起工作、生活。后又随《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到绵阳、北川实地考察，充分体会到残酷灾害面前媒体的重大责任，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媒体同行在地震报道中的艰辛和心路历程，这些都为我之后对各家媒体的单独采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背景。
从灾区回来之后，我便开始约谈各家媒体采访地震的相关人士。 采访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一个月里，我在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完成了十余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包括第一线的尖刀记者、坐镇成都的前线总指挥、还有在大后方运筹帷幄的媒体老总。他们在灾难报道面前，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是不同角色的分工。我的顺利采访一方面是由于平时和媒体朋友的关系较好，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常多加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大家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国难，以及这么大的一个媒体战役之后，需要回头总结一下，吐露一下心声，为以后的灾难报道留下经验。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北京特稿部主任杨磊是如何出生入死，在第一时间赶到北川中学和北川县城的地震现场，并在四周死寂，黑漆漆只有一点亮光的北川县城里面住了一夜。他还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他说他这次第一次在采访中哭了，是因为和茂县的孤儿一起在直升飞机上，看到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便是永别。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陈江是如何深入到北川，写下《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这篇在5月份流传甚广的报道。并讲述被网友上称为“史上最牛官腔”一事的由来。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愤怒和不平静，克服自己心理的极端状态，回到记者的本职上，发出现场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主任方玄昌是如何从经历北川县城现场所带来的巨大震动中走出，反思在灾难面前的人性和职业的冲突，并作出其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反思了中国媒体的科学报道。
《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中心主任魏海波是如何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坐镇成都，指挥着南都前方数十人的报道队伍，他们甚至成立了“航拍组”。而在哀悼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一岁的儿子。
凤凰卫视新闻采编总监吕宁思是如何在新的媒体报道形势下面对挑战，在人力物力财力均不及CCTV的情况下，如果做出自己具有差异性的特色报道。
《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是如何从全球华人的角度来看待地震，如何从历史角度来看待地震中催生的中国公民社会，如何面对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的挑战。
《财经》杂志高级记者李虎军是如何协调前方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协调快新闻与深度报道之间的关系，协调网络和平面媒体之间的协作。
路透社女记者Lucy Hornby是如何以一个女性以及外国人的视角，深入灾区，记叙她眼中的地震惨状。经历过云南丽江地震的她对灾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在采访时经常止不住流泪。
《华盛顿邮报》北京中心首席记者Edward Cody作为一个经历过几十年世界风云，报道过南亚海啸等重大灾难的记者，如何看待四川地震的不同特点。并从地震中如何看到中国社会的转变。
路透社摄影记者David Grey如何以一个摄影记者的眼光，看待镜头下的灾难。一个摄影师的挣扎和自我调节尽在其中。
还有一位特殊的受访者，是地震报道的前辈，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主任钱钢。他比较32年来唐山大地震和四川大地震之间的异同，体味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讲述媒体灾难报道在32年来的进步和不足。
以上这些访谈记录，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访谈的原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场的感受和记忆被最真实地留存，也能为灾难报道的新闻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素材，以作抛砖引玉之用。这场中国新闻历史上少有的报道战役，留给人们回味和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此外，还辑录了中国记者第一次走出国门采访灾难报道的2004年南亚海啸采访实录，包括闾丘露薇、李鸿谷、朱雨晨等名记的心得体会，它来源于2005年3月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举办的海啸报道研讨会的资料。
同时，美国专门研究媒体灾难报道的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给予了我们内容翻译授权。我们从中挑选了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本书的受访者之一，《南方都市报》地震前线报道总指挥魏海波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在国悼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儿子，我出发时他还生病，我希望他平安。”天下父亲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当我戴着消毒口罩走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时，我同样想起了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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