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本书是内子徐璇的第一本译作，400多页，两年来耗掉她不少脑筋，幸好她还没忙到把我忘了。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约翰•库克这个名字，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英国史上是难以找到太多记载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扮演直接的执行者，往往并不能让世人熟知自己的名字，这仿佛成了一个规律。正如在怀仁堂活捉四人帮的战士们，只能通过凤凰卫视的“口述实录”来重温当年勇，而在1949年冲进南京总统府的先锋部队，最近才被《三联生活周刊》发掘出来，随同被发掘出来的还有乡村士兵把冲水马桶当作洗脸盆的轶事。

因而，用一本书来记叙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算得上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艰巨工作，也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重新尊重。一方面，小人物的档案纪录在时间冲刷下多已散佚，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是历史最直接的承担者，他们一个念头的转变或者一个动作的修改都可能导致历史的重写，然而在最后他们往往是付出了最多，多数情况下是捐出血肉之躯的人，正如这位约翰•库克君，他被刽子手掏出脏器，当着他的面焚烧，受尽苦刑后被大锤分尸。

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相同之处，是频仍纷繁的更迭；不同之处，则是这些更迭并不像中国一样彻底改换宗庙，英国的王朝以及王公更迭的前后者之间，总或多或少有着血缘关系，哪怕是历史上被断代的两个王朝，比如兰开斯特王朝及随后的约克和都铎王朝。宗教与血缘是决定英国历代王室更迭的两个最重要因素，相比之下，继承者是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外来征服者显得无关宏旨。而在中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是一个传统。

所以，当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平民化的起义在1648年胜利之后，如何进行改朝换代，便有了一点新的气息。共和制度想要取代封建君主制，也必然和中国式的改朝换代有点相似——前一任的君主，客气点的，像南唐后主一样长期软禁，不客气的，像隋炀帝，便当场殒命，或者像崇祯皇帝一样自行了断。这是暴力革命的共性。但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即它想建立人类历史上相对民主、科学化的决策制度，那么如何处理前任国王的问题，便是这一制度的最直接考验。

一方面，当时形势的需要脱离不了暴力革命的共性，即国王查理一世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克伦威尔时时念叨“必要的残酷”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人们还不能接受国王被公开处死的现实，共和制度如何以理服人，以儆效尤，这已经不是英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上从17世纪之后到今天时时在挑战人类社会的问题。历史赋予了起诉律师——约翰•库克这个重任。让他去开展一场公正、合理、有效的审判，让国王为其犯下的罪行负应有的责任。

时年40岁的库克没有逃避这个历史使命，尽管这个决定使他的名字在此后的三百年间，成为被刻意回避的符号。因为历史的前进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在查理一世走上断头台的五年之后，帝制实质上复辟了，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十一年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为查理一世复仇，库克也难逃身首异处的噩运，他的名字更是被从主流史书抹去。

但是库克理应骄傲，英格兰的君主立宪在他死后20余年被确立，国王再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历史选择的封建与民主的合谋与交媾。在这场结合里面，库克那震惊世人的瞬间壮举，起到了淬火的作用：若不接受宪法之国王，有查理一世之前车，若不接受王权之子民，有约翰•库克之可鉴。历史自然地进行了合适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另一种“必要的残酷”：我们有时被历史选择了，而历史又会在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后进行重新选择。

在今天，从皮诺切特、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以及最新的巴希尔那里，我们仍然听到与360年前相似的话语，便可知库克开天辟地任务之艰巨，而世人则多么需要读一读这本关于先驱的书。

感谢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海牙法庭大法官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先生从史海中还原这么一个重要和生动的小人物，为我们读史提供了另一种角度。

《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英】杰弗里•罗伯逊著。徐璇译。
新星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