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国家的伤疤

个人和国家的伤疤

 

读季羡林《我这一生》

季羡林老先生仙逝之后,市面上季老的自传、传记凡不下十余种。我手头的这一本,则是2008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生》,其实也是根据季老以前在各处发表过的文字汇编而成。但总体来说,还是能够贯穿老先生一生的坎坷起伏。

书中最精彩的两章,当是季羡林前60年人生中最高潮和最低谷的两段——留学德国以及牛棚经历。这两章都事无巨细,浓墨重彩。一来,有赖于作者长期坚持的记日记的习惯,二来,则是作者敏感的心性和体察。比如记他经东北、俄罗斯、波兰乘车赴德留学之过程,车到哪一站,具体的日期都记得。而在文革的记叙中,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刻划让人身临其境,种种折磨历历在目。

不知为何,通过这本书,我觉得季老的性格和我有类似的一面:敏感,重感情,待人处事却又有些腼腆,记忆力却不错。这种性格,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大概是要吃亏的。季羡林在文革中,一开始还检讨过关,后来因为公开反对聂元梓而吃尽苦头。家被抄,更多书籍、资料、文物被毁坏,人被批斗,坐“喷气式”,干重体力活,走路不许抬头等。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自然想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自杀召唤,就在他即将施行自杀计划的时候,又一批人砸开了他的门,押他去批斗。一番凶猛的批斗下来,他发现自己还熬得住,反而因之断了自杀的念头。这命悬一线之间,是历史对个人的选择。

时至今日,对文革的个人史回忆,已经做的太少了。在有意无意的压制下,众多惨烈的个人故事已经随着当事人的老去而消逝。且不说老一代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更要看到80后的年轻人对文革是没有伤疤的。那些个人伤疤固然会随着肌体的消亡而消亡,可是在国家的这个肌体上,这些伤疤便是越发累积的陈年死穴。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会隐隐地发作。

真正的办法,是直面它。像季老这样,能够比较真实地还原个人历史的写作,应该值得鼓励。我们都无力去还原整个时代的历史,但是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真实描述,人们能够尽可能地捕捉整个时代的印象。

当然,季老是有地位的人,所以他的个人叙述能得以出版。然而,我更看重他在名满天下之日,还能以一贯的真实来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无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之造作。请看他的两段文字:

有一次我在路上捡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绝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捡到过一些钢蹦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蹦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欢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及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绝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绝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而另一个体现季老坦诚之处,则是,他在文革后期被恢复组织生活之后,补发工资,他先把第一期1500元上交国家,并准备把接下来的四五千块也上交。但是后来,给他恢复的名誉只是“留党察看二年”。他一气之下,把四五千块留下了。

以上的两段,属于私密的个人史,且不涉及其他人,不存在什么争议和讹传。这是深度的个人解剖,这样的行为,还是太少了。

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批评自己的国家,也是爱国。一个国家如果能容得下对自己这样坦诚的人批评它,也是国家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