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终于递出了辞呈。所有的谈判努力最终无济于事。媒体的分合其实正常，但《财经》对于中国的媒体江湖，又有特别的意义。

在一般的媒体人心里，《财经》和《南方周末》并列为中国新闻质量最高的两家媒体。南周是源于多年来草根反抗精神的默默坚持，而《财经》，其实生来有一个红顶的帽子，它若干成名作也与这个帽子的保护优势密不可分。当然，在这之中，我们也不能抹杀胡舒立及其团队的勇气和努力。长期以来，《财经》和《南方周末》矗立于中国南北，成为中国媒体的两大标志性景观。在《南方周末》历经摧残而不倒之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一直致力于内部制度化建设，并在公司化乃至上市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的《财经》，会在一夜之间死于内部的崩塌。当然，崩塌的缘由绝非一夜之功。

在中国的媒体江湖里，《财经》一直颇有超然之感。首先，它对自己的水准颇有信心，自我定位为“新闻终结者”，其作风之严谨，手法之老到，超越于中国的一般媒体。其次，胡舒立这样一位明星主编，锋芒盖绝媒体圈，与其说《财经》成就了胡舒立，毋宁说胡舒立成就了《财经》，她的家世背景、人脉关系、国际眼光在中国媒体圈无出其右，也使《财经》超凡脱俗，敢于连闯雷区。再次，《财经》在中国媒体中少有地实施固定工资、谢绝车马费等职业规范，这也是它和中国其他媒体的自然分野。

但即使这样，植根于中国土壤，《财经》仍然无法摆脱中国媒体发展阶段的各种疑难杂症。即使《财经》已经有比其他媒体更有效的保护伞，它仍然得与新闻管制来回交锋，一招不慎便会伤及自身。而自2003年媒体小阳春过后，中国媒体人的薪酬水平在近十年时间里不升反降，而全球化商业社会带来的金融、房产、贸易等其他社会领域薪资水平的大幅猛涨给媒体从业人员心理带来强烈冲击，大批优秀人才离开传媒另觅高枝。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持让自己的社会地位能够跟得上潮流往上生长，因为房价及其他基本生活消费的冲高让一成不变的人颇有不进则退之感，而每个人也想在这社会转型里完成多多少少的自我实现。这一普遍性的心理需求在媒体领域里却难以得到实现，更根本的是难以有成熟的机制和成功的先例保障其实现。

相比之下，《财经》已经属于一个稳定的团队。但其长期的低薪酬水平，以及以胡舒立为代表的管理层对个人分配的不满，包括对发展方向与主管方的相左，最终导致了这样一场伤筋动骨的干戈。万一胡无法在短期内回到媒体一线，带领她的旧部继续征战，将是人才本已捉襟见肘的中国媒体的一大损失。

在中国媒体江湖的谱系里，胡舒立和传闻接任她的何力代表了两代传媒人，他们都是媒体领域幸运的弄潮儿。胡在1980年代即得以赴美吸收先进理念，加上其过人才华及广泛人脉，成为中国媒体领军人物不在话下。何力则代表了2000年前后由经济类媒体掀起的一波市场化媒体浪潮中的受益者，《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媒体的异军突起，也使不少当年30岁上下的年轻人一夜之间成为成功的主编。这种身份成为其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继续前进和发展的资本。但其实，不少少年成名，到今天仍然占据媒体高位的媒体人，在其知识构成，底蕴积累上都有不足之处。而在现有的体制内，要进行一场媒体人自身的革命并非易事。

在近若干年来，政策壁垒依旧，新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壮大，传统媒体停滞不前，旧人们也天涯散落，2000年前后的江湖盛况早已不再，江湖已死已然是一个事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江湖是被信息社会革命掉的。

若干年后，我们会发现，对江湖的怀念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怀旧。因为一纸风行的时代过去了，最新的媒体传播方式是网站、Kindle、手机里的应用程序，只有短小的资讯和激烈的观点才能引起注意。习惯于长篇叙事，偏好油墨的老记者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更适合商人的媒体时代。

“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渠道才是王道。因为信息过剩，新闻记者仍然像矿工一样不断生产，而媒体却像1980年代的矿主，挤压了大量的矿产却因为渠道不畅没办法转化成银子。因之，作为媒体终端的记者个体越来越难以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下一波的弄潮儿，将是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渠道把资讯产品最便捷地带给受众的人。

这或许也是胡舒立和《财经》主办方矛盾的根源。在对未来的发展上，胡舒立有更激进更直接的大胆构思，为此她不惜暂时付出《财经》在中国传统媒体优势地位这一代价，去抢占未来的先机。如果这是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破大立，则堪为中国媒体发展史上悲壮一幕，不是先驱，便是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