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外滩画报》12月16日

李梓新 发自伦敦

Julia Lovell自称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所以她工作在伦敦，却还一直居住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剑桥。幸好她在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的教职工作不算太忙，每周有两三天乘一小时的火车到伦敦上班即可。其他时间她就躲在剑桥写书，做翻译以及带孩子。

或许这正是她无比高产的秘密。从2003年翻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开始，她基本每年出一本译著或者专著。最新的一本，是企鹅出版社在这个月出版的鲁迅小说全集，名为《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阿Q的真实故事及其他中国传奇）。这本书和她在2007年翻译的张爱玲的《色戒》一起，都收录进了象征荣誉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在此之前，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只有钱钟书的《围城》于2005年被收录，但却没有采用新的译本。

这是鲁迅的所有33篇小说第一次被整体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包括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以及他在1911年写作的古文小说《怀旧》。Julia Lovell说鲁迅代表了一个“愤怒、灼热的中国形象”，任何一个想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无法跳过鲁迅。他像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一样，备受尊崇却在今天有点受到冷落。这次翻译鲁迅，给了她一个最好的机会重读鲁迅。虽然，阅读鲁迅的小说，那些黑色的故事经常让她觉得悲伤，不忍卒读。

巧合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正是她人生看的第一篇中文文章。那时她还是初入剑桥就读于中文系本科的女生。大一那年圣诞前夕，她在家看007电影，有一集讲詹姆斯•邦德到了日本，当被问到他是怎么学习日语这些东方语言的，邦德回答说：“我在剑桥就学了！”这使Julia Lovell大受震动。她和神奇的007邦德终于有共同点了，那就是在剑桥学东方语言！

或许这种偶像的力量使她对中文的兴趣大增。中文课的老师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叫蓝诗玲。那时，她又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中文。1998年本科毕业后，Julia Lovell到了南京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在那里她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研究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2000年，她再次来到中国，这次她是到北京做自己的博士题目采访。也就在这期间，她写信给韩少功，说要翻译《马桥词典》。韩少功意外之余，表示同意并“警告”说，由于有太多的湖南方言，翻译将会相当困难。

但是Julia Lovell看似轻易地跨越了这些方言的障碍。韩少功甚至带她到湖南乡村看了马桥的原型。2003年，《马桥词典》的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也让韩少功在西方读者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随后的几年，Julia Lovell的译作频出，她对作品的选择看似飘忽，但又颇具代表性：旅居英国的作家欣然的《天葬》（2004）、朱文的《我爱美元》（2006）、张爱玲的《色戒》（2007）、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2008）。据说朱文接到她的电话大吃一惊，想不到会有一个个性和他差异这么大的人对他的小说感兴趣。

与此同时，她在2006年除了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出版之外，又出版了一本《长城》，讲述长城作为中国的文化象征是如何影响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性格。而就在《鲁迅小说全集》出版之际，她研究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与西方融合影响的新作又已完成了80%。

她还在《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著名报刊担任专栏作家。在剑桥大学中文系讲学数年后，她又来到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历史系任教。在作家、翻译家、专栏作家、大学教师四个角色之中，她认为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翻译。因为翻译使她无比自由，能够让她过上其他人的生活。

Q：你是怎样萌发翻译中国小说的念头？

A：当时我是在做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这个论文。很多人都和我说，中国文学对于西方研究者或者读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翻译。所以我本人也想亲身体会这个痛苦的过程。

Q：翻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A：翻译的时候能够深入体会作者的心情，而且我在翻译的时候感觉比我自己写东西自由多了。首先是好玩，你可以体验不同人的生活。其次，由于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出版后如果市场不佳，我还可以推托一点责任（笑）。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挑选翻译作品的，因为除了张爱玲之外，我没有翻译过女性作家的作品。而且那些男性作家的个性似乎和我差别很大，尤其像朱文。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很愉快的个性解放。

Q：像《马桥词典》就是一个很愉快的开始？

A：对，很早就有人向我推荐《马桥词典》，说它是1990年代中国最好的小说之一。我也很喜欢这部小说，尤其喜欢韩少功用轻松幽默去揭露黑暗的手法。韩少功带我去马桥的时候，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原型还在那里。其实马桥是不存在的，是两个村庄的结合。那里非常漂亮，但也很偏僻。有一次韩少功正和我在一间小学聊天，我注意到窗外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有人进来告诉我，自日本人侵略之后，我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外国人。

Q：你翻译的几本小说在西方反响如何？

A：其实中国读者或许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边缘性。这边的主流都是英美文学。而西方报道中国最多的是政治、经济，甚至电影。但小说必须通过翻译这个过程，所以还是比较艰难的。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很少，我觉得自己每出一本译作，这个了解就可以扩大一点，我就很高兴了。而且每本书都能引起当地媒体的评论。

Q：张爱玲可能特别一些。

A：对，翻译《色戒》是原来是美国的兰登书屋找我翻译的，后来企鹅出版社买进了该书在英国的版权。我也很高兴有机会翻译张爱玲的作品。而电影也对这本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Q：那西方的读者能够理解《色戒》里面关于汉奸的背景，关于爱情和国家民族大义之间的挣扎吗？

A：因为西方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像法国的维希政权与纳粹也进行了合作。所以西方人对这个问题也从很多电影、书籍中接触到了。他们也能接受王佳芝把个人情感放在国家之上的选择。

Q：从张爱玲到鲁迅，这是一种风格迥异的跳跃，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A：张爱玲和鲁迅这两个作家很有意思，各有特点。张爱玲稍微内向化，不过多谈论国家命运。而鲁迅刚好完全相反。他们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主流。鲁迅代表了当时国家和个人身上背负的剧烈的矛盾冲突。而张爱玲则代表了1940年代的城市文化。但他们也有共同点，他们都是很国际化的作家，像鲁迅也翻译、吸收了很多国外作家的作品经验。

Q：所以他们都被收入了“企鹅经典”丛书。

A：对，企鹅经典在英国的影响力非常大。之前经常有朋友问我，中国有现代文学吗？或者说如果我要看中国的现代文学，我应该看谁？现在把他们放到企鹅经典里，就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我觉得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对一些好的中国文学作品重新翻译是有必要的。

Q：鲁迅的语言风格很有特点，文白夹杂，在翻译的时候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A：我在翻译的时候都尽量考虑英国读者的接受度。有时候鲁迅故意用古文来表达一些意思，比如《狂人日记》，日记正文是白话的，但前言是古文。所以我也会采取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些小说我也让母亲看了，她觉得很好读。

Q：对鲁迅的形象，你是怎么解读的？

A：鲁迅的辛辣讽刺，黑色幽默和超现实主义，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他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挣扎。在五四期间他想为文学找到一个合适的政治社会角色，他一方面在寻求文学能对政治和生活产生影响的方式，但另一方面又对政治保持警惕。所以他会对其他知识分子比较挑剔，这种挑剔在《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中就体现得比较明显。

Q：你研究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那么你认为鲁迅是不是该得诺贝尔奖呢？

A：我觉得没有必要吧。一个是他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另一个是如果他当年得奖的话，那可能今天我就没有翻译他的必要了。因为他会很出名了。他的作品也会进入很经典的出版社。

Q：那么你认为时到今日，诺贝尔奖是否还对中国作家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A：我觉得诺贝尔情结其实是很荒诞的。今年10月，诺贝尔奖颁发之前，China Daily的记者来对我进行采访。我觉得中国今天还在讨论中国作家该不该得诺贝尔奖，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有那么多的读者，作家们并不需要专门去考虑几个评委的意见。当然，可能有人说，这是荣誉和金钱。但他们还是有很多办法获得这些东西的。这个诺贝尔情结其实是非理性的。中国作家已经不需要诺贝尔奖来作为一个标准衡量，但当然他们的水平也需要继续努力。

Q：你对中国作家群体有什么看法？

A：中国的作家很有创造性，有点写得太快。另外，在英国出书，出版社的编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英国作家也很高兴编辑能帮他修改稿子。但中国的作家好像不是这样。

Q：你会到中国来宣传你的新书吗？

A：企鹅出版社刚在北京为我的新书办了一个小型的发布仪式。但我要到中国的话，还需要我先生给我颁发一个“签证”，因为如果我出差，他就要独立照顾两个小孩。这对他来说太累了。但我还是争取明年秋天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