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0年1月24日

中国龙与非洲象的共舞，日益令西方侧目。

全世界的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精力投入到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领域。2009年出版了一本《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中国在非洲的新角色）的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伊安•泰勒（Ian Taylor）都忍不住在书的前言中追思当年。他自1994年于香港大学开始研究中非关系，当时无人理解，现在他终于可以自豪地说这个研究的意义“不证自明”。

然而，大多数的研究总是带着怀疑和惊慌。中国会不会取代欧美国家成为非洲的新殖民者？中国是在掠夺非洲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吗？中国与非洲政府的合作是不是帮助他们恶化国内的人权状况？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里，分析颇有一边倒之势，但真相却难以看清。

就在去年11月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开罗开幕之际，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本研究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著作也出版了。作者狄波拉•布劳提甘（Deborah Brautigam）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她有多年在中国和非洲的生活经验，并作为富尔布赖特学者以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顾问在这些地区工作过，对中国和非洲都相当了解。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她和助手又特地花了一年时间在非洲做调研。所以她提供的故事版本，会和一般西方学者有所不同。

比如，中国在非洲采用的和政府合作，开发能源矿产的投资模式，其实是1980年代向日本学来的，日本当年就把这个办法在中国实施。实际上，拥有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资源转换为收入，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完成国家的基础建设，这一点正是中国看准的地方，也是双方合作的契入点。

中国运作这种模式有特有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比较强大，所以能在双方政府签订的合作框架下迅速启动，而中国给非洲的很多援助和投资，其实是通过拨款给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工建设来执行的。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世界银行数十年来直接无息或低息贷款给非洲政府带来的大规模贪污问题。

相比之下，西方的大公司，基本是私有化企业。他们对投资的考虑就比较多样化，需要从自身的特点出发。事实上，非洲多年来的动荡状况，使这些私营企业越来越没有投资信心。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就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公司分别经营失利之后，在苏丹政府公开招标中获得的。

而由西方国家政府给出的援助，往往更多关注在人权等方面，并不能在非洲国家急切需要的基础建设上助力。布劳提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人问经历了战乱的塞内加尔，最需要得到哪方面的援助？塞内加尔人说想要一座体育场，但其实他们已经有一座很大的国家体育场了。中国人就觉得好奇，但塞内加尔人觉得一座新体育场，对战后的民心凝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中国人就在这个国家帮他们建了第二座体育馆。而本来，德国人就答应给塞内加尔人提供援助，但是后来，这笔援助转移到人权项目上，塞内加尔人大失所望。

这些真实的故事有助于撕破迷雾，对于非洲，中国确实是一个战略参与者，它充分发挥了自己集团作战的特点，在满足对方需要的条件下取得自己想要的资源。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无可厚非。而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扩展，引起当地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的变化，则需要非洲国家政府考虑如何吸纳和规范。这个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与西方商业力量共处无异。

在这本书的结论，布劳提甘的观点是：中国不是一个西方诟病的“流氓捐赠者”（Rogue donor）。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值得关注，但不必惊慌。这是研究中非关系的西方权威学者第一次提出对中国有利的结论。

毋庸置疑的，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援助模式发出了强烈挑战。书中显示，2006年中国对非洲的各类援助总额第一次超过了世界银行。这种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挑战，正是西方惊呼的根源，他们预感到了龙和象共舞的威力，那些旧阁楼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一版

按：我并无过度赞同中国在非洲的开发之意。只是从模式上讨论，中国比世行等组织在非洲的开发更有实效。这种崛起的经济体对外在能源和市场的依赖日益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西方列强干过，中国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