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遗产

金融危机的遗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每一场新言论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更何况现在是他对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全球金融危机出一本新书来作系统剖析。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月初在伦敦政经学院举行的讲座,场外早早排起了少见的长龙,锋芒盖过两个月前同样造访这里的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

实际上,斯蒂格利茨最先被人记住也源于一场金融危机。那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作为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直率地站出来炮轰世界银行及其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负有责任,矛头更直指世界银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其在发展中国家中推行的经济改革过于简单粗暴、“一刀切”而不能兼顾当地实际情况,进而将战火烧及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行的核心价值———“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其实是美国统治支配世界的核心价值的体现,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接受援助时,先要对自身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植入西方市场观念和制度。自推行以来不断有学者质疑其简单化及背后动机。斯蒂格利茨的大胆开炮使他最终在2000年辞去世界银行的职务,但一年之后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这一举动被学界称之为“The Rebel Within”(内部的背叛)。

时隔十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终于降临,而且是自1929全球大衰退之后最大的金融危机。本书的名字《Freefall》(《自由落体》)也即描述2008年底危机爆发及随后的一年间,美国及全球经济失去控制,如自由落体般加速向无底深渊堕落的情形。这场风暴至今已肆虐18个月,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其阴影。那么,作为“经济危机专家”的斯蒂格利茨,这次又有何高论呢?

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茨明确地将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认定为美国的金融政策,特别是美联储自1990年代以来长期奉行的低息政策及其监管的缺失。然而,他却无意指摘具体决策者,也即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官员的得失,而是关注于这一制度性的危机,从它的起源及其演变乃至对它未来的走势,进行了回顾、梳理和分析。他明确地指出,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全世界一直模仿着的美国经济模式的失败,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探索新的变革和转型。

在书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犯的一个相同错误,便是过于慷慨地拨款拯救银行,从而使那些银行形成自己“Too big to fail”(大得不会失败)的观念。因为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些大型国有银行倒闭,总会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拯救它们,认为这些便能拯救这个实际上肌理紊乱的经济。这样的救赎只会是抱薪救火,反助其害。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从制度上防止下一个国有银行的倒闭。

对于奥巴马政府一年来的经济拯救表现,斯蒂格利茨认为收效甚微。他对奥巴马召回在1990年代便主张“去监管”政策而对本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前哈佛校长萨默斯颇有微词。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经济的人事任命只是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稍微改变椅子的摆放位置。

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失灵,政府是需要进行力量干预的。但政府的职能也需要转变,应该更多地作用于提高就业率,维持经济稳定,推动技术变革,提供社会保障,防止社会剥削等方面。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共通性,而这两个大国的竞争与合作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主题。中国也应在新的全球货币储备系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斯蒂格利茨耿直率性,在美国也得罪不少人,包括政府人士。他的观点也经常遭受抨击。而他作为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则为全球所共识。有意思的是,他经常成为中国政府征求国际经济学者意见时的座上宾,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和纽约两次与他交流。

在本书的最后,斯蒂格利茨还引用了中文对“危机”中“危”和“机”的解释,他认为金融危机的遗产在于创造了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新机遇,使世界人民形成共享价值,建成更紧密的社区,而它的危险在于现在我们还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由落体:自由市场与全球经济的沉沦》(Freefall,FreeM 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著,企鹅出版集团2010年1月版。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0年3月14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