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们的发票

议员们的发票

5月17日是新议员们到威斯敏斯特上班的第一天。无论新老议员都要像新员工一样接受入职培训。其中有一项内容他们肯定是要竖起耳朵听的,那就是议会将采用新的计算机系统来规范议员的费用报销。近两年来的议员费用丑闻已经使百余名议员接受调查,其中10来位因之下台,并在英国社会引起公愤。

议员是拿固定工资的。每年他们的正规年收入是64760英镑,接近英国社会人均年收入的3倍(24000镑),不过和金融城的白领们比起来也不值一晒。除此之外,他们每年还能报销13万5千镑左右的各种费用。包括雇佣三名全职和一名兼职助手的工资、交通、在伦敦办公的租房费用、装修费用、文具、部分生活费等。因此,650名议员每年一共要耗费纳税人8000多万英镑。自2000年起,在《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下,这些费用报销的具体项目需要向公众披露,并且越来越透明化,具体到每项支出的内容。这样一来,富于窥视和监督精神的公众就开始乐此不疲地检查议员们的发票,发现出其中的猫腻便义愤填膺。议员们的费用成了社会的众矢之的。

在信息未公开之前,这些费用成为议员们法定限额内可能的腐败范围。不是说可以雇佣三名全职员工吗?人之常情,我太太是我最好的事业帮手,而且她刚好在家待业呢,就雇佣她吧。我儿子或女儿大学毕业正找不到工作呢,先帮帮老爸老妈吧。这样就把三个名额用满了,他们能干多少活是另一回事。还有的是和秘书日久生情而结婚,这样既保证家庭利益又保证工作效率。要知道,助手工资是议员费用的大头,每年可以最多上报10万2千镑。这笔钱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有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德国,规定议员不能雇佣家庭成员或者亲戚。但是英国议会却没有这个规定,只能靠道德约束了。2008年,保守党议员德雷克•康威雇了他两名儿子做“研究员”,一个付了4万年薪,一个付了3万3, 结果拿4万年薪的儿子过于炫耀,办了一个Party邀请了800名朋友,被英国小报捅了出来。保守党执行纪律的官员调查发现康威的两名宝贝儿子没有做过什么实质性工作,勒令康威停止参加议会十天,并偿还1万3千镑给议会,而且他也因之没有在本届大选谋求连任。这件事令公众对这种“裙带雇佣”深恶痛绝。布朗在下台前为了赢得民意,提出对议会的改革中加上了一项“雇佣家庭成员不得超过一名”的规定,但目前还没有通过实施。

租房和装修也是一项大费用。今年大选一过,伦敦报纸的地产版马上开出专版向各地议员推荐靠近议会的豪宅。一般租房费用每年都可能达到数万镑。这里也免不了有人从中玩猫腻。有一对保守党议员夫妇被发现他们在几年里花了16万5千镑租房子,而这房子的产权人正是他们自己。装修和家具费用是规定了上限的,比如装修一个新厨房可以花1万镑,一张床最多是1千镑,一个冰箱最多是550镑。这些都算在公众接受范围内。而议长们的待遇相对高一点,上院议长德里•埃尔文被报纸披露了他在威斯敏斯特的住所(议长们不用另租房子)贴的壁纸竟然达到300镑每卷,是市价的十倍。不过议长自信地说:“我用的不是普通的那种几年就卷边的壁纸,这些事都是惠及后人的,以后住这房子的人都得感谢我。”

其他鸡毛蒜皮的报销也容易引起注目。比如某位议员从99P店买了一把扫把也拿来报销,遭到了大家的笑话。这99P店一般是印度人开的廉价超市,里面无论任何产品都是99便士,类似中国街头的2元义乌小商品店。前任首相托尼•布莱尔报销了116镑的电视税也让公众不爽,因为在英国看电视是要交税的,而只有75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以豁免。布莱尔的报销使他享受了老人待遇,引起了国家退休者协会的不满。

媒体也鼓动全民参与来查账,议员们的费用帐目全部展示在互联网上。哪个议员报销最多,甚至报销单据最多都被统计排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甚至在2004年用每个议员的报销费用除以他在当年的投票数,最后算出议员乔治•加洛威是最昂贵的议员,他每投一次票的背后是1491镑的花费。公众的好奇心和当家作主的心理也得到极大释放,他们可以把报表中发现的不合理之处发给媒体曝光。比如某位议员,为什么不坐最环保的火车,而花几千镑去租车?某位议员在伦敦已有房子为何还要再租一套?

前首相布朗为了让选民放心,把所有的发票都扫描上网,只隐去一些机密代码,其他信息全部交给《卫报》网站发表。公众可以看到他家在2008年5月15日付给割草工人35镑清洁草坪,他家那个月的电话费是40.52镑……但这样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他议员的监督欲望。

布朗的电话账单

布朗的割草发票

对这个如火如荼的查账运动,有人提议别耗费精力了,把议员工资提高到10万镑一年,其他费用自理就完了。不过反对者认为他们的工资已经够高了,一刀切提高不见得是好事,某些清廉的议员也就无法显示出自己的品格来了。

新的计算机系统具体怎么规避猫腻,还没有披露,过几天媒体将应邀参观。对于今年入职的新议员们,这项报账工作不比他们投票轻松,个个都得小心对待,弄不好就丢了接下来五年的饭票,以及整个政治生涯。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个人专栏“不列颠民主生活”201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