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金钱换问题

拿金钱换问题

威斯敏斯特议会内部

政治游说这种行为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会有点陌生。它的英文名称是Lobby,和酒店大堂同一个单词。它们之间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初期,每当议会开始前,议员们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大堂时,各种民间组织、利益团体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向议员们兜售他们的政治意见,以影响议员们的投票决定。于是Lobby这个词在这里有了交集。

今天政治游说已经成为英国民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提起它总让人联想到丑闻、贿赂,但其实它也是民主宪法里规定的一种权利。任何选民或者组织都有权去接触议员,争取传递自己的意见,促使议员在立法过程中考虑进其利益。议员们还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在议会内部组成兴趣小组,在网上公布,供对具体某议题有看法的选民接触他们。“中国”便是其中的一个兴趣小组。

具体到实践中,每个选民都可以写信给他们的地方议员,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不过这样的游说一般人微言轻,所以大型的组织或者公司,比如能源工业、交通集团、环保团体都会用专业的方式来操作政治游说。一种是设立专门的雇员来操作此事,另一种则是外包给游说公司,这些公司通常冠名以公关公司、咨询公司、研究所等。久而久之,在英国这成了一个年产值20亿英镑的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万人左右。

显然,专业化的政治游说由于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使腐败及政治交易成为伴随而来的现象。1994年,当时伦敦最著名的百货商店哈罗德的老板法耶德,也是现在富勒姆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就通过游说公司向数名保守党议员行贿,以使他们在议会提出有利于其商业利益的问题。

有读者会问,议员在议会问一个问题那么重要吗?需要用钱来交换?原来英国议员的一大重要职责就是监督政府,具体化到向政府提出各种问题。威斯敏斯特除了冬夏假期,几乎每天都是这种议员和内阁之间的问答活动,连首相都要每周三来过堂提审一次,其他内阁大臣一般每四周一次。但议员有650人之多,大家都有问题要问,怎么办呢?首先是限制议员的问题数量,每名议员最多只能同时提出10个问题,并至少在内阁成员登台回答之前的10天提出,以让他们可以有准备时间。其次,所有议员的问题,得摆到一个桌子上随机抽签并排序,具体安排进每天的议程里。每天的问答时间,大概能容纳进最多30个问题。所以议员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政治资源。它对内阁的问责可能直接导向新的法规的设立和颁布。利益集团都想渗透影响这个过程。

1994年这个著名的“金钱换问题”丑闻震动了英国政坛。社会普遍认为这只是这一行业黑幕的冰山一角。问题的重点在议员身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能只怪苍蝇。英国的议员可以兼职,一些议员仍然是执业律师,一些则在政策咨询公司挂名,每月能获得一些报酬。这个丑闻发生后,议会除了对相关议员进行处罚之外,还在1996年制定了法规对政治游说加以约束。规定议员必须申明他们所有的外部利益关系,他们的其他收入来源,他们接受他人礼物达到25英镑以上就必须公开。这一规定甚至包括了地方议员,比如我在本地议员的网站上就看到他们申明自己接受了谁的赠票去看某场演出。而新任首相大卫•卡梅伦则甚至把外国元首赠送他的杯子都列入其中。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渗透和反渗透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治游说公司即便不直接用金钱买问题,也有其他的办法。比如他们雇佣卸任的内阁高官或议员,利用他们的老关系向在任议员公关,这俗称为“旋转门现象”。比如他们接近议员的助手或者秘书,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入手。所以需要更严厉的规定来规范这个行业。

在这方面,美国人走得比英国人快。1995年他们便颁发了《政治游说法案》,后来又爆发了几起丑闻,促使他们在2007年颁发《诚实领导和开放政府法案》,实施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为规避“旋转门现象”,他们规定内阁成员和议员在卸任两年里不得到政治游说公司任职。政治游说公司每年必须公布他们接触了哪些议员,进行了哪些会谈和活动。

这两项规定,在英国还没能实行。对于“旋转门现象”,目前英国是规定一年的禁止期。卡梅伦曾表示想延长到两年。而对政治游说公司的透明度,布朗政府否决了强制公开其信息的提议,提出让他们行业自律。这也导致了社会的批评。

卡梅伦在今年大选前警告说,政治游说可能是议员费用报销后下一个政治丑闻发生地带,他指的是当时布朗政府的交通部门就希思罗机场兴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和利益集团密切接触的事。不过就在他当选10天后,一位资深的政治说客进入了他的政府任职,乔纳森•希尔这位从业10多年的政治说客出任教育部助理秘书长。这让报纸对卡梅伦言犹在耳的清除政治游说腐败的主张打了个问号。政治游说这种隐秘的高度技术化的政治活动,真是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