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2010

When We Were Young…

这一年的开端是在伦敦的塔桥(Tower Bridge)。天蓝得惊人,每一个人每一幢建筑物都带上了金色的光圈,然而却也冷得紧。所以当小捏和其乐因为怕冷不想走到塔桥上时,我坚持既然来到这里了总要从泰晤士河的这边走到对岸。”这样才能顺一些吧。”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年前仓促发出去碰碰运气的几个博士学位申请。

在伦敦的日子就是这样,现实无比美好,未来却一片模糊。后来证明这其实是我”申请运”非常差的一年,正式的申请无论大至博士,中至几份工作,小至普通实习,成功寥寥。拒绝我的机构大多是些响亮的名字。只有一个名字很响亮但实质很山寨的伦敦翻译公司收了我,但我只上了一天班就决定拒了这个名叫”OxBridge”号称由牛津剑桥毕业生组成的小机构–在伦敦夏洛特街(Charlotte Street)91号的一街比萨店楼上。

血泪史还包括见了一面之后许诺给我免学费读博士机会之后又忽然玩失踪的伦敦某大学教授,他太精通中文而且有一个中国女助手,我严重怀疑他沾染了中国的人际政治习气。更有甚者还有某组织在我申请其主办的一个剑桥大学学术研讨会多日之后,突然发信问我是否仍然对项目感兴趣。就在我回复Yes之后第二天又告知他们Have to拒绝我。

这一切我归结为2009年中申请到世界银行奖学金之后把申请这件事上的人品都用光了。然而很多无心插柳的事却令人惊喜。比如我看到”单位”上介绍翻译了鲁迅的伦敦大学Birbeck学院教授Julia,便心血来潮写信要采访她,结果结识了这位令人敬佩和喜爱的英国翻译家,她的气质和修养令人赞叹不已,当然她的中文也比那位玩失踪的大学教授更好。又比如在我写作英国民主系列专栏的过程中,给很多陌生人写信,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利物浦河滨选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我的潮州老乡吴克刚。当然,在年底我得到目前这份新工作,也是朋友偶然介绍的一种因缘。

我现在想起伦敦的生活,就好象在不同的星球上。看照片里那些花草,也有不同的舒展姿态。经济上愁云紧锁,但人们的生活却依然优雅缓慢。

我们为什么那么enjoy伦敦的生活呢?大概那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独立地以小家庭身份生活在一起。虽然胼手胝足,但是自由而有乐趣。因为以家庭为单位,又省去很多留学生的思乡之苦。在食物方面也基本家庭自制,免却英国土豆炸鱼片的单调无聊。体会欧陆山水文明也能一起同步感受。

当然,这需要一些金钱投入,需要对国内房价继续翻番的不闻不问,需要对自己和别人”你们以后准备做什么”的刨根究底一笑置之。需要停止对未来过多的想象和猜测,好好地享受当下。

但留学生活其实是很紧凑的。一上来各种情况介绍、手续制度已经把你淹没。然后就是每学期12周的紧张学习,紧接着是论文、考试。中间的一个月寒假,却又容易赶上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去哪里玩都不方便。在这个同时,我们还要照顾孩子上学,适应新环境,安排一家人的活动。

下学期结束后,就进入紧张的笔试准备阶段。以年过而立的大脑,重新学习英语答题的经济和统计学,实在是巨大的挑战,一不留神就可能挂掉,那就只能第二年补考了。好不容易考完之后,又要开始艰巨的毕业论文,先做调查研究,使用各种工具方法,然后挤出一万字的英文。

偏偏我又给自己出了个任务要写一本关于英国民主的书,又要看一个月世界杯写足球专栏。所以在英国基本没有闲的时候,再加上还举家出游多次,欧洲去了两趟加起来一个月,英国国内也多次出动。一年不到的时间,饱和得像再也塞不下东西的行李袋了。

刚到伦敦的时候,我在Warren Street地铁站出来后,忍不住摸了一下地面。这是我每到一个渴望已久的新地方经常禁不住做出的举动。有一点”终于来了”的意思。我也曾经摸过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台阶。那是一种真切的感觉,以确定自己在第几层梦境之中。

偏偏《盗梦空间》的导演诺兰也是我们UCL的校友。他也一定在学校图书馆那酷似大英博物馆的高台上站过。刚开学的时候我爬到上面俯瞰校门,胸中无比豪迈,想象毕业的时候估计会来这里拍点礼服照片什么的。没想到之后的一年中,我再也没有爬到那么高过。连毕业照都基本算没有拍,带着不知是否能够顺利毕业的心情就撤离英国了。

UCL在伦敦市内的大学中,还是属于有一定校园面积的。比起像两条酒吧街的LSE,还有一座小学大小的SOAS好不少。学生却非常多,光研究生都有1万多人。对于老师和工作人员来说,每一年的生活都是常规的。开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录取下一年的学生,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开始装修校园迎接下一届新生。当我们终于交完论文,很多新生特别是读语言班的早已晃荡在校园里。而我们也要腾出宿舍给他们了。一年就是这么的仓皇。

老师们没有太多时间和你单独交流。中国对于英国仍然是一个过于遥远的概念。他们关心欧洲,关心英国本土。中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商品标签上的Made in China以及校园里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还有牛津街一掷千金的黄皮肤顾客。一个没有精神输出的国度的子民,在一个非常坚持自己文化的国度,那种边缘感是多么的强烈。我们除了贡献消费品和GDP给他们之外,还有什么能影响他们?连教育都成一条产业链了。

伦敦实在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就像街头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冒出造型各异的亚洲象雕塑一样,这座城市充满了文化上的惊奇,以及人文的关怀–那些雕塑是为拯救亚洲象而设立的。半小时的地铁又可将你从拥挤的大都市中心撤离,来到田园诗意的郊区。世界上实在很少有大城市能将文化和生活结合得这么好。

在一个晴朗的周末,带上通心粉便当和足球,到家附近任意一个公园大片大片的草地上晒太阳,和儿子踢球玩耍。这样的生活非常自然,为什么回国之后却显得很难做到呢?又或者在某一个下午,带儿子到类似森林的Highgate Wood里面的儿童乐园玩,安宁而安全,还可以带一本书在一旁阅读。也可以到Regent’s Park,让他疯玩那高高的滑梯。这样的生活确实会改变人,从伦敦回来我已经厌恶了高楼。再在伦敦呆下去我确实会对生活没太多的功利心。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美好,每一个路人都会向你微笑,超市里的东西可靠而又不贵,售货员都特别有精神。小学老师在期末为每个孩子发来长达6页的独立报告,有很多鼓励的话,也指出要改进之处。博物馆基本都是免费的,有很多免费的Guided Tour和资料介绍。音乐会和英超随时可以看,票价不到国内一半。衣服和化妆品比起国内每天都是在sale。每月或者每周买一张地铁通票,在规定的区域内地铁任坐而且全城公交免费,去哪里都不用多顾虑。2000镑每月可以够我们三口之家过很开心的生活,等值的2万人民币在北京和上海,生活是怎么样呢?

然而很多事情也身不由己。在柏林玩的时候,已经是8月底了,我们还不知下一步是去哪里,要做什么。看到博物馆门口有一本免费杂志,上面的大字写着”What’s Tomorrow?”. 我们俩都拿着它拍照留念,笑得很甜,也笑得很迷茫。

英国民主,是我学习的部分课程,也是我这一年研究的主题之一。刚到伦敦不久我就去找威斯敏斯特议会。仗着在美国国会山采访的经验,我就想直接去旁听议会。但我不认路,一路从唐宁街走到财政部,又走到外交部。有人指路给我说对面的一条路走下去,我一走却走到一个门口有持枪士兵的地方。但见惯大场面的我不管,直接从门房走了过去,结果我看那士兵动了一下枪,问我去哪里。我才发觉那里原来是国防部。

虚惊之下终于走到了一家议会书店。这间小小的书店后来成为我的最爱之一。每次去威斯敏斯特总要先到那里拿一张免费的当周议会日程。同时看看有什么新出的政治类好书。但我却从来没有在那里买过书。

从书店出来走过马路,就来到威斯敏斯特门口了。这后面的经历,我就都写在下个月要出版的小书里面了。大家到时可以pick up一下。

写书的时候,深知写书的不易。这种感觉就像潮州俗语”牙疼才知牙疼人”一样–没有经历过牙疼,就不能体会别人的痛苦。很多雄心壮志,要化作字斟句酌的一点一滴,没有忍耐力真是经常很容易放下–甚至在你写了八九成的时候你还是想放弃。这东西全凭一股热气,发觉它冷了还得不断再自己加温,如果一放就排山倒海大势已去了。

在英国,作为一个独立作者,还算是幸福的事。因为联系采访没有那么困难,又有大批公开的政府信息。基本上给议员后续人,给地方管理者写信打电话,对方都会有回应,一般都会乐意接受你的采访。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素质和自信。在中国,一句”你是什么单位的?”都会把你拦住。这其中的距离,我辈有生之年不知能不能把它抹平。

在英国有很多柴米油盐的生活。我们做饭的材料几乎都来自超市,主要是Tesco, Sainsbury’s 和Iceland这三家。这三家风格各异。Tesco适合大规模采购,但离家较远,适合每月去个一两次,但他们老是用优惠券来吸引你多去。Sainsbury属于步行15分钟可达的中型店,是日常买菜的主要战场,那里也是社区的中心,可以同时逛很多小店,或者去社区图书馆。Iceland也不远,主要卖的是一些微波炉烤着吃的冰冻垃圾食物。但他们的独门武器是鸡蛋很便宜,12个一盒只卖1英镑,另外可乐也和国内价格相差无几。

9月份回国之后对国内的物价大吃一惊。当时朋友们还觉得我们大惊小怪,没想到年底通胀已经愈演愈烈。很多东西价格全面超过英国。

至于医疗体验,在英国还是幸福的。三月初在英国见证了中国同学兼邻居的宝宝的诞生。北伦敦Archway地铁站附近的Whittington Hospital,已经有150年历史。小宝宝在他爸爸妈妈还未做好准备之时就提前降临了–前一天妈妈还去坐了”伦敦眼”的摩天轮,晚上在我们家吃的火锅。可能感应天地灵气,半夜妈妈就上了医院,并顺利生下了孩子。

由于家中老人援兵未至,新手爸爸有点手忙脚乱。我们这邻居便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帮忙照顾的重任。其乐小朋友也应邀参观。他已经明白小宝宝是怎么出生的这件事,还很兴奋,和妈妈动手做了一张贺卡作为小礼物送给了新生的小弟弟。

从伦敦搬家回上海是近八年搬家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无论东西之多,距离之长,过程之复杂。总体程度还胜过2008年初冒着南方雪灾从上海搬北京。我记得这次从伦敦搬我扔东西都扔到手软。在8月份下雨的夜里,气温只有10几度,一纸箱一纸箱地往门口的一个垃圾筒里丢。听到那哗啦一声之后来不及细想赶紧去搬下一拨。因为住了一年,要撤离实在太难。

我们的飞机是凌晨出发去希腊玩,要在凌晨三点之前完成一切搬迁,因为旅游回来就差不多直接回中国了。结果在下午五点,我们迎来了两个新上学的中国学生,准备买我们的锅碗瓢盆以及一切她们感兴趣的家什的–这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一代代都是这么传下去的。在异国老乡帮老乡,可以省很多钱。结果她们惊奇地发现我们家还是一点要撤离的痕迹都没有,什么都摆得好好的。为了方便使用这些锅碗吃一顿最后的晚餐,我们还请了这两位女生共进晚餐,然后才把锅碗洗刷干净卖给他们。

另一个需要处理的是大把英镑硬币,其中很多是一便士两便士。英镑的两便士硬币特别大,币值又小,惹人讨厌。我踹上一塑料罐硬币就到Sainsbury’s ,最后去买了口香糖和一小盒三文鱼……结帐的时候,我和那收银的印度裔MM说,我可以用硬币吗?她说当然可以了。我一下子把那一罐硬币倒了出来,她惊呼:”Oh My Gosh!”。我说:”I am leaving this country tomorrow..”。后边一个顾客忍不住了,他凑过来说:”Are you kidding me?”。那个MM一边飞速数硬币一边说:”It’s ok. He’s leaving this country for good.” For Good 是这一年学到的一个词组。不是为了更好的东西离去的意思,而是”永久”的意思。对啊,我们leaving for good.连其乐都要和他的马丁小学小朋友这么说。因为新一年的足球课程又要开始了,他们问其乐是否还参加。我也只能替他这么回答。那些在漂亮的绿茵场里烈日下奔跑射门的日子过去了,那些在小学门口苦等263路公交车的日子也飘渺了。我还能记得每一个回家的路口,甚至经过的每一家小店。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扔掉,捐到了宿舍的Common Room,结果一群加纳小朋友如获至宝。我一放下东西他们就迅速围上来瓜分。那个我和其乐一直在踢的带有瓦伦西亚队徽的橙色足球,被我留在宿舍的草坪上。下一个去试脚的人是谁?

最后我们的东西,变成两大纸箱共60公斤,交给不负责任的一个华人货运公司合美物流运回中国。这一运,就是好几个月,到现在才收到一箱,另一箱还在海上漂。这回家路真是漫漫。

这一年在欧洲玩了两次。一次是复活节期间去了西法荷,幸亏早回来了两天,不然碰上持续一个月的火山灰都得成难民了。第二次是八月中退了房去希腊和柏林,那是无知无畏的犒劳自己。

现在的旅行已经和原来的少年游不同。一来跨国旅行,有很多攻略要做,很多文化课要补。二来三口之家旅行,要照顾孩子的体力和兴趣。所以每天非常累,回到旅馆想写点即时的记录都没精力。而每一天叠加下来,到旅程结束的时候,发现很多新鲜感觉都消散了,想要像以往一样写篇游记都勉为其难。

其乐没有拖我们的后腿,他非常活泼地随我们跑了这五个国家。在每一个国家里,地铁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他一路学习地铁报站的声音,最受欢迎的是西班牙地铁和雅典地铁,他们报站声音洪亮,音节易学。最郁闷的是巴黎,一声不发,根本不报站。更郁闷的是柏林,虽然说话,但是含混的德语像在喉咙里清痰。至于阿姆斯特丹,只有电车没有地铁,但却大受其乐的欢迎。

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语言。拉丁语系其实较为相似,而北方的德荷也语言接近。对于我们这种只会用英语会话的游客,每个国家的英语水平检验下来实在参差不齐。出人意料的是,荷兰的英语最好,但它的邻居德国却很差。很多人讲不来英语,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对话。巴黎比想象的好,水平超过了西班牙。但西班牙人比较热心,讲得不好也会努力和你讲。希腊则是旅游国度,靠英语招徕游客的,所以英语也不差。

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旅游都没有做足攻略。对于一些文化名胜只能走马观花,还有一些只能直接无视了。我最大的爱好在于设计各种交通线路,去哪里,怎么走,那是从小对”到此一游”渴望过于强烈而一直无法实施留下来的后遗症。小捏比我更深入感受每个城市,但她没有太多方向感。其乐只要有地铁坐,有冰激凌吃就开心,所以他在很多博物馆的地板上玩过小火车。

在希腊圣托里尼岛的峭壁上,我们坐在漂亮的露台上吃晚餐。看着夕阳从海平面慢慢落下,那是世界最美的落日。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哭了。很多情绪压上来,好像可以直接把眼泪洒在爱琴海里。我不为具体的事,而为这时刻,这一年。

那一餐饭才吃了300多人民币,是这一年最超值的一顿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