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斯特罗姆家的一个下午

在特朗斯特罗姆家的一个下午

文/李梓新

走进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房间之前,气氛让人略有些屏气凝神,仿佛马上就要走进一幅历史名画之中。然而画中人仍是能对你笑,对你眨眼的一位老人,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体验。

他坐在那里,每一下的移动都很艰难,这种情况自从1990年的一场中风之后已经陪伴他21年了。但他笑着,那个房间是他的王国:钢琴立在一旁,每天都可以弹上几个钟头;窗外是蓝色的波罗的海,客轮不时驶过;墙上挂着他喜欢的画,甚至有中国客人在昆明送的书法,上面写着他的一句诗:“想引人注目——生活在 眼睛的海洋 就必须有特殊表情”(《孤独》)。

这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八十大寿之际喜得桂冠之后,仍然深居简出,也鲜有生人拜访。

特朗斯特罗姆住在一座六层公寓楼的四层,位于斯德哥尔摩交通枢纽斯路盛(Slussen)东南的Ersta Siukhus公车站附近。先要沿一路很高的台阶直到山上,左转,从一座普通的褐色小门进去,你可以从楼下的铭牌看到“4F Tranströmer”的字样。

电梯很狭窄,仅容三人同时站立,还要自己手动拉门上闸。到了四楼,一梯四户,特朗斯特罗姆的家在中间的一间。

他的太太莫妮卡出来为我们开门。一切忽然豁然开朗,那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房子,明快而温馨,和特朗斯特罗姆诗中那些寒冷而严峻的意象截然不同。

特朗斯特罗姆就坐在远端的那一间。有莫妮卡的陪伴,他就有了一切。莫妮卡是他的口、手和足。因为中风,他已经几乎不能言语。只能模糊地说着几个瑞典语单词。但莫妮卡可以随时读懂他的内心,翻译给客人听。而即使是从沙发到钢琴座位的两米距离,也需要莫妮卡搀扶着他,并借一根长拐杖,缓慢地移动,戴上眼镜,坐好,然后悠扬的乐曲开始。

这一天,他为我们弹奏的是19世纪俄国作曲家格里埃尔(Reinhold Glière)的作品。他曾经抱怨过,只用左手弹奏的乐曲太少了。但他那只灵活跳跃的左手奏出的琴声音色浑厚,铿锵有力,让人仍感觉到他强大的心跳和斗志。

他的右手因为中风,紧紧地蜷缩在胸前,从侧面看来,像一种虔诚的仪式,好像他在抚摸自己的内心,抑或在进行某种天问。

而拐杖掉在座位下,以某种倾斜的角度反射着斯德哥尔摩冬日残弱的光线,如命运一般莫测。

特朗斯特罗姆穿一件灰色开襟毛衣,胸前有一只小松鼠。里面是一件细蓝条纹衬衣,下面穿一条宽松的西装裤。他的脸上布满风霜,头发花白,当年做过问题少年管教所管理员的冷峻面孔,在侧面有一丝残留。但在正面,他是一位开朗而略有孩子气的老人。

这一天他还有点感冒,但精神矍铄。他伸出左手,和来自远东的我们握手。那是反握的手势,拇指向下。显然他已经习惯和别人的右手握手。但我却伸出了左手,于是他一翻,大拇指朝上。他的左手坚定有力,充满温度。

现在的特朗斯特罗姆还会再写新诗吗?

不一定会了。莫妮卡说,特朗斯特罗姆现在是一位缓慢的写作者。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弹琴。最近,有很多要求翻译他的诗的信件飞来。特朗斯特罗姆最关心怎样找到可靠的译者。

在中文世界里,李笠(2001)和董继平(2002)分别翻译出版过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他们俩风格不同,李笠的译本诗意盎然,但有过度自由发挥之嫌。董继平较忠实原作,但诗味不足,略显呆板。马悦然和北岛的翻译相对较好,但都只分别翻译过小部分诗歌。中文版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重担最后落在谁肩上,尚未有定论。

译者李笠曾经说过,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像唐代的王维。他自己怎么看呢?特朗斯特罗姆借莫妮卡说:“我并没有读过多少中国诗歌,这种相似性的存在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可能是某一种缘分。”

不管像不像中国人熟习的唐诗,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经在中国掀起热潮。他“独特的隐喻,凝练的描述与言简而意繁的组成”(马悦然语)使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他的诗歌更包含了很强的音乐性和艺术感。他把自己谈钢琴和绘画的通感融进诗里,等待诗去找到他,而不是他去找诗。很多已经不习惯读诗的中国人,也纷纷表示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里找到熟悉的意象和心灵的触动。

我问他,是否还会再造访中国。莫妮卡说,特朗斯特罗姆已经收到了很多邀请,但还没有计划。之前,他去过中国两次,对中国印象很好,也对到处的人头攒动感到震惊。1985年在上海的旅行使他产生了灵感,显然他对《上海的街》那首诗很满意。

而第二次旅行显然更加刺激,已经中风的他坐着轮椅从北京赶到昆明,只是为了去一个朋友开的以“特朗斯特罗姆”命名的画廊和餐吧。并在那里举行了他的诗中译本的首发式。

在我们谈话的很多时候,在一旁静默的特朗斯特罗姆保持着严肃的神情。但他也会突然微笑起来,像个孩子。你会理解他能产生跑去昆明的那种冲动。他仍然耳聪目明,但只是不能言语和行动。在1996年他中风后出的第一本诗集《悲伤的凤尾船》中,他提到了这种感受:

“正如当孩子,一种巨大的侮辱

像一个口袋套在你头上

模糊的太阳光透过口袋的网眼

你听得见樱花树哼着歌”(《正如当孩子》),

又如,

“我唯一要说的

在够不着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中的

银子”(《四月与沉默》)。

我想起前两天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聊天时谈到特朗斯特罗姆对他的影响。他和特朗斯特罗姆都来自斯德哥尔摩以西100公里的小城维斯特伦。小时候,奥尔森的父亲是城市文化管理局的官员。特朗斯特罗姆经常到他家做客。在10几岁的奥尔森眼里,当时30上下的特朗斯特罗姆叔叔是一位厉害的诗人。谁能想到50年后,他自己会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为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投下一票。

他说:“去年特朗斯特罗姆就已经非常接近得奖了。在选择最后获奖者时发生的激烈争论,使我们今年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而对于来自隆德的密友尼可拉斯•斯奇勒(Niklas Schiöler)来说,他心目中的特朗斯特罗姆就是现在这样的,坚强而睿智。1994年,斯奇勒准备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便跑来找他。那时他已经中风了,但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斯奇勒。现在,斯奇勒已经成了特朗斯特罗姆研究专家,出版了专著,还经常接受电视采访。他说“别人心目中的托马斯可能是以前的样子,精力充沛。但对我来说,我的托马斯就是在轮椅上的,但仍然那么迷人。”

这么多年来,支撑特朗斯特罗姆的精神支柱是他太太莫妮卡,他们50多年来坚贞的婚姻秘诀何在呢?

大家都笑了。这是一个让所有人放松和觉得恰当的问题。

莫妮卡回答说,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分享很多快乐,可以一起开心一起笑,互相扶持。我补上一句“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莫妮卡拼命对我点头。

仅仅小特朗斯特罗姆几岁的莫妮卡,自从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以来,几乎独力照顾了他21年,其背后的艰辛,多年的窘迫,一言难尽。马悦然说特朗斯特罗姆一直生活拮据,现在“他终于有一笔财产来支付那些拖欠的房租了”。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莫妮卡替特朗斯特罗姆领奖并发表演讲,这个奖其实属于他们夫妇俩。

thomas & monica

我提议他们夫妇合影,莫妮卡走到特朗斯特罗姆背后,蹲下来,把头靠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肩膀上。特朗斯特罗姆也伸出左手抚摸莫妮卡的脸庞。场景令人感动。特朗斯特罗姆的脸上,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微笑,而莫妮卡的眼眶里好像带着泪。

特朗斯特罗姆为我在他的诗集上签名。莫妮卡为他找来他用惯的笔。他一笔一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全名。字虽然有些扭曲,但很有力度,像一根根屈折向上的树枝。书的扉页上,是他最喜欢的甲壳虫,一排一排。在离他家不远的博物馆里,他收藏的昆虫正在展览。

thomas signature

最后我们再次握手,这次我用的是右手。他说tak(瑞典语:谢谢),我竟很自然地回复:Take care(保重)。

在和他挥手道别的时候,一幅历史名画又定格了。

(感谢许兰、陈宁静、Anton Obrink对采访和整理提供的帮助,本文修改版发表于《外滩画报》2011年12月22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