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的一天

奥斯陆的一天

12月10日,这一天我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经历就像一场电影。剧中人隐隐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但却不知道那些微妙的契机在哪。

虽然仅仅是西去几百公里,奥斯陆的天比斯德哥尔摩要晚一两个小时才亮,到了早上9点,天还没有完全破晓。出门之前,我有些滑稽地对着镜中的自己说,History, History。我知道无论今天经历如何,我都成为某一小段历史的见证者。

之前一天晚上,我才从斯德哥尔摩抵达奥斯陆,一下飞机就是满地的白雪。后来碰上的一位的士司机叫阿南,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中挪关系依然僵化,说话的口气甚至有点忧心忡忡。当他知道我来自中国,为和平奖而来时,他说“Oh, they sent you here.”。我和他解释说我并不是来自政府。

这位巴基斯坦裔的司机从两岁就来到挪威,他是挪威最大的移民群体巴基斯坦人中的一员。他说我上车的地方不远正是七月份奥斯陆大爆炸发生的地方,现在还封锁着,所以我们得绕路。“在我们国家,一切都那么慢。”

我相信他也并不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在七月份,一个怀疑精神失常的青年引爆了威力巨大的炸药,使数幢政府办公楼和附近的商铺住宅受损,7人死亡。数小时之后,他又在奥斯陆郊区的于特岛进行了骇人的屠杀,70名青少年被扮成警察的他射杀。现在他仍然在审判之中,可是挪威并没有死刑,甚至没有无期徒刑。关上14年之后他还可以假释。

挪威怎么了?这个人均GDP世界第二,比瑞典还高的国家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如瑞典那么祥和开心。街上有奇装异服的青少年奔突,街道的气氛更加狂野一些。

来自挪威西部斯塔万加的盖尔(Geir)在早餐桌上帮我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海上石油,可是我们对政府的运作不满意,他们不懂得如何聪明地花钱。我们没有良好的教育系统、科研系统。很多基础设施还不完备。”在他的描述中,挪威有点像一个靠海上油田起家的暴发户。

“而且,我不认为挪威政府有资格来评定诺贝尔和平奖,”他补充说,“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事情,联合国应该做这个事,而不是一个小国里的五个政客。”我和他说,小国的好处是它利益牵涉比较少,可能能做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决定。

当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和平奖评审权给挪威人的这个决定确实不太让人理解,虽然当时挪威和瑞典还是一个国家。这位神秘莫测的炸药大王自有他不为人知的理由。

盖尔说他这几年已经不怎么收看和平奖的转播了。他觉得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和平奖有些失去其真正含义,这几年甚至偏向了环保、卫生等领域。

他或许是对的,但在今年,情况又不尽如此。七年来的第一次由三位女性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她们都在各自国家参与了和平进程,无论是结束独裁,抚慰战争中受创的妇女,还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出门的时候,街道还未苏醒。地上的白雪和砖石结成冻土,稍微有些粗砺。皇宫前的卫兵在寒冷中来回踢步暖和身体。整个奥斯陆其实主要就是一条街,名字叫Karl Johans(读起来类似“卡柳汉”)它从中央火车站一直通向皇宫,中间起起伏伏。街道两旁是议会,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下榻的Grand Hotel。 诺贝尔和平奖中心以及颁奖典礼所在地奥斯陆市政厅也在街道旁的岔路上。

从皇宫下来,我在大剧院地铁站门口向一位包头巾的女孩问路去市政厅。传统来说,伊斯兰妇女对陌生男人是有抵触和戒备之心的。但是这位叫伊尔莎(Ilsha)的女孩爽快地说,跟我走。

我们边走边聊。我发现我找到一个很好的访谈对象,作为一个阿拉伯妇女,她如何看待今年获得和平奖的也门女政治活动家塔瓦库勒·卡曼?伊尔莎伸出了大拇指,她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在阿拉伯世界,男人仍然可以娶四个老婆。像卡曼在某次集会上所说的,在也门,晚上7点以后女人是不允许出门的,而现在她们聚在首都萨那的自由广场里连夜示威。

对于伊尔莎来说,她的个人经历颇为独特地结合了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生活体验。她在奥斯陆出生,但回到祖国埃及接受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两年前,就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前的最后岁月,她回到挪威,学习挪威语,并找到工作,现在在诺贝尔和平奖中心后面的Shopping mall里的鞋店当售货员。

问她会在挪威呆多久,她说不知道,或许十年后?她把我带到和平奖中心门口,我们就握手道别了。我想握手这个礼仪对于传统阿拉伯妇女也是难以接受的,但她是如此自然。她代表了阿拉伯世界变化中的青年一代。

我到和平奖中心的时候,是上午9点50分,还有10分钟开馆。然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门口站着一位公关人员,她叫梅(May),问我是不是媒体。我说我是媒体,但还没有注册任何活动。她说,你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吧?

我说我并不太清楚。

“Well,”她说,“今天11点,三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来这里,和一群孩子互动,这是Save the Children组织的活动。

天上掉下个馅饼。对于昨天晚上刚到,没有任何采访证的我,居然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获奖者近距离接触,真是求之不得。

“我来自中国,你知道我们要来可多不容易,你应该让我进去。”

“可以,我们有来自日本的、爱尔兰的记者报名,现在还有中国的,很有代表性了。”

于是我就被梅领到媒体采访区,告知呆会我可以在这个区域拍照。

“现在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到处看看。”梅说。

我于是稍微转了一圈,在二楼的隔间里,呆会要演出的孩子正在排练舞蹈。其中有一组是美国式的嘻哈街舞。四个青少年跳得很原汁原味,其中有一个穿着科比·布莱恩特的8号篮球背心。我可以想象美国文化对这里的青少年影响有多大。

我又下楼到里面的礼品店看了看,买一点纪念品。收银台的女孩看起来是亚洲面孔,比较少见。我便问她哪里来的。她说是香港。哈哈,这下我可以用粤语和她交谈了。

她叫唐子恩,在奥斯陆长大的。现在是学生,在诺贝尔和平中心兼职打工。她说这里亚裔最多的是越南人。而华人则更多来自上海。

在诺贝尔和平奖中心碰见华人同胞,实在是意外之喜。她身上一件印有历届和平奖得主名字的黑色T恤我很喜欢,虽然上面LXB的名字有点过于显眼。400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480块)。我想想还是算了。

然而另一位亚裔的出现更加神奇。当我再次来到媒体采访区,看到一位西装革履的亚裔青年,长得很帅气。我想到梅说今天会有日本记者来,就问他是不是日本人。他的英语口音很纯正,当我正暗暗赞叹日本驻外记者的英语水平之时,他说他是日本人,但从小被挪威家庭领养,在挪威长大,不会说日语,但会说挪威语和英语,现在他在挪威国家电视台工作。

他有一个纯挪威式的名字,叫Freduk Solvang.你很难想象他在一群金发碧眼的同事中,说着纯正的挪威语和他们一起工作。在他的心目中,他更多的认同自己是挪威人,还是日本人?我没有机会问他。他总是很帅气地笑笑,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活动开始了。近200个孩子坐在舞台下的垫子上。刚刚在排练的街舞团上台的表演赢得满堂彩。然后又是魔术,又是歌舞表演。在11点一刻的时候,灯熄了,所有的孩子一起喊“We love you!!”,然后灯光亮起,彩球嘣开,彩纸纷飞。三位获奖者被挪威太子妃和斯德哥尔摩市长带领鱼贯而入。

三位获奖者的年龄代表三个不同的年代。年已72岁的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老成持重。多年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工作的她英语最好,但她脸上一直很平静,不苟言笑。中间层的是39岁的莱伊曼·古博韦,她是利比里亚NGO“和平运动”的领导人。我在一张照片中见到她的儿子已经是成年。而来自也门的塔瓦库勒·卡曼则最年轻,出生于1979年2月7日的她和我同年,今年32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充满活力,看上去是一个有鼓动性的演说者。

三位获奖者依次回答了孩子们向她们的提问。仪式很简短,大概20分钟她们就告辞了。回去准备中午1点在市政厅举行的颁奖典礼。这一天对她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show,她们需要更换很多套礼服,出席各种不同场合。

这个时候,我仍然不觉得自己能去参加颁奖典礼。虽然昨天晚上12点我仍然试探性地发了邮件给组委会的邮箱。早上出门太早,还没有任何回复。我留了手机号码,但也没有接到电话。我八成是进不去了。

但是Freduk说,我可以跟着他去试一试。我于是跟在扛着摄像机脚架的他的身后,往戒备森严的市政厅走去。

市政厅门前已经热闹非凡,插着各国旗帜的专车正把各国使馆的嘉宾送过来,其中包括中国。门口的军乐队开始演奏,警察荷枪实弹在巡逻。我们经过一条通道来到安检口,被告知媒体要从另外一个小门进入。

来到小门,警察查证。Freduk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还没有通行证。警察说那你和负责媒体的这位女士说一说。Freduk用挪威语和她说了几句。那个女士说,是不是昨天写email过来的?我正找你呢,还准备给你电话呢。我给你回了邮件,说你早上可以到Grand Hotel来领采访证,结果在那里没等到你。

天,有这么巧的事。我要找的人就在这里。如果不是Freduk,我根本不知道要到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媒体入口来找这个人,因为邮箱地址是一个通用邮箱,并没有联系人的名字。而且更神奇的是,后来我查了自己的邮箱,我并没有收到那封可以去Grand Hotel拿采访证的邮件回复。但我就在这里碰到了最关键的人。这样的巧合,实在是难以解释的事。

拿到了编号为9052的灰色采访证,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会场了。我想Something magic really happened. 入口的安检非常严格。随身带的包要把每个口袋都打开,把包拿给警察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在不让你看见的情况下搜查你的包有没有危险品。

进去之后,走过长长的走廊,再上电梯,来到位于二楼的媒体休息室,有一条专门的走廊供媒体活动、拍照。我决定抓紧时间吃个简单午饭。但当我选了一个面包,一杯茶,我却没有挪威克朗付账,他们也不接受信用卡。结果身旁一位挪威记者主动帮我付账。我给了他一张人民币老人头做纪念。他很开心的收下了。虽然这是实际价格的两倍,但我也很高兴。

这个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嘉宾了,大约有四五百人,都是盛装出席,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宾客,都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下午一点,随着军乐奏起,组委会主席亚格兰带领三位获奖者步入会场,坐到台上的一侧。随后,挪威国王、王妃、太子、太子妃也进入会场,坐上大厅最正中为他们准备的专座。

三位获奖者都精心打扮过,看来她们的助手效率很高。约翰逊-瑟利夫穿着紫色的条纹长袍,古博韦穿着金黄色绣花上衣配蓝花群,卡曼穿着黑色长袍,配一个顶非常鲜艳夺目的绣花头巾。

台上的另一侧是表演舞台。今年的表演节目几乎都是非洲风。有传统古琴、非洲鼓以及歌曲等。一段表演过后。主席亚格兰先发言,表扬了今年的三位妇女获奖者,并赞扬了妇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但他的语言因为扩音系统的问题,实在有点含混不清。

随后就是三位获奖者轮番上台领奖、演讲。利比里亚的两位获奖者,演讲加起来的时间,恐怕还没有也门的卡曼多。

卡曼用阿拉伯语进行了半小时的演讲。她的手势很激烈,语速很快,仿佛此刻她还在萨那的自由广场,在做一场阿拉伯春天式的演讲。宾客们纷纷戴上了耳机聆听。不断有掌声响起,但我不知有多少是出自于礼貌,多少是出于内心。因为她的话语,其实大多是似曾相识的宣讲词汇。

我觉得这位女人有外露的政治野心,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已经使她有资格跻身世界级的政治活动家之列,接下来就看她如何运用这一身份转化为政治资本。Facebook上已经出现了“Tawakul Karman for Yemeni President” (卡曼成为也门总统)的小组了。在她的身上,也确实扭转了阿拉伯世界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她的丈夫Al Mohamed Nashmi 也来到了奥斯陆,却基本没有公开露面过。

相比于约翰逊-瑟利夫和古博韦,卡曼代表了新的一代女性,她们会熟练运用互联网,她们懂得在国际化语境里如何使自己的声音被最大化接收。她的讲话被安排在最后,给人一种压轴之感,这不知是不是组委会想突出本届评奖反映了阿拉伯之春的特色?

妇女解放,或者女权这个话题,在过去50年来一直盛行。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女权运动的发展不平衡。非洲在这方面优于阿拉伯世界,约翰逊-瑟利夫便是非洲大陆第一个女总统,今年11月刚刚连任成功。而在也门,60%的女人还要穿着那种蒙得只剩眼睛露在外面的服装”niqab”。在我眼里,那是男权极致的象征,一个女孩的容貌一辈子居然只能给极少数的几个家人看,这是对造物主的作品何等残忍的剥夺啊。

在Grand Hotel的大堂,我碰到了一个幸运的非洲女孩。她是出生于塞拉里昂的哈里特·威廉姆斯(Harriette Williams),目前在做着与古博韦类似的工作,也即帮助妇女免受战争的伤害。她的幸运之处在于,在塞拉利昂内战时被美国军队解救,移民安置至美国。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现在加入了一家国际组织Femmes Africa Solidarite (非洲妇女协作组织)任驻纽约的代表。现在,她在美国和非洲之间来回活动。我不知道有多少非洲女孩能有她这样的幸运。

两个半小时后,颁奖典礼结束。利比里亚人在市政厅外的广场跳起了舞蹈。天色已暗,只剩一抹残霞。入夜,整个奥斯陆就像一个围绕着卡柳汉大街的狭长游乐场。店铺林立,灯火通明,街心的露天滑冰场上冰刀飞驰。风与灯,人与影,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欧夜晚。我看到易卜生的雕像静默地蹲在博物馆门口。娜拉出走之后的140年,妇女们的社会命运如何?

我从前一晚没有找到的大学路走回宾馆,准备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回瑞典,那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