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到了,布拉格走了

布拉格到了,布拉格走了

 

从奥地利林茨坐OBB火车去布拉格。这班列车号称是快车,其实速度也一般。行程5个小时。车上设施略有点陈旧。洗手间有一个脚踏板,踩上去可以让便溺从移开的缝隙里漏到铁轨上。进入捷克境内之后,上来的检票员的风格,窗外风景里的高压电线、多层房子以及林木传递而来的萧瑟,越发和这列车的环境相互映衬了。

这就是捷克了,究竟是那个浪漫而飘忽的波希米亚民族发源地,还是铁血足球战士内德维德的故乡,又或是冷战对峙的前线,还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的笔触?这一切纠结在一起,是我脑海里模糊的捷克印象,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去亲身观察。

晚上840分,列车停在布拉格中心火车站。一下车,略显杂乱的气氛,庞大的车站,让人嗅到了故乡的气息。这是我们这次在欧洲旅行碰到的最大一个火车站。其他都如小镇候车室一般袖珍。

我们沿着冗长的地下通道拉着行李前进,到了尽头,终于来到地铁站门口。说是地铁站,其实服务台已经空无一人。下班时间到了。要买票的乘客自己到只接受硬币的自动售票机去买吧。我兜里有面额100克朗的捷克纸币,却没有硬币。想想要到兑换外币的小店去换硬币了。在那里,几位中国人长相的女生一直犹豫很久,因为如果店员换钱,还要收她们20%的手续费。

我被告知没有硬币可以换,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原来书报店可以买地铁车票。我就去了“Relay”这个连锁书店,他们拿出一本像邮票一样的固定面额车票,有32克朗和24克朗的,问我买哪种。

在布拉格,如果坐地铁涉及到换线,就得买32克朗面额的车票。幸好他们只有3条地铁线。我要去的地方刚好是要换线的,于是递上一张100“大钞”,换来两张车票和几十块的硬币零钱。

克朗的实际币值很小,大概是人民币的2/5,欧元的1/23,所以几十块的数目都属于零钱,一个硬币就可以有50块的面值。现在它们在我的裤兜里叮当作响。欧元虽然在这里很多地方也能使用,但始终是外币,汇率体系由每个小贩自定。

地铁站是无人检票的。进口只有一个读票机让人自觉地将票打印上时间,然后根据票的类型不同,可能是30分钟,也可能是一天或几天有效。我们便提着行李,下着台阶走向那空旷的,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的地铁通道。

经过几个弯,来到我们的地铁站台。坐上一站,又要换乘。在地铁里绕了好几个圈,才来到新的站台。地铁里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几个沉默的乘客站在一旁等候,也有一些拉着行李的旅人。空气中充满着夜色、逃离、危险的可能。一个面容丑陋的年轻人,在追着一个亚洲面孔的女人讨钱。他纠缠不休,令人生厌。在最终被拒绝之后,他又转向了其他的单身女性。几个西方女人都很慷慨地掏出钱包给了一点零钱。而我们不断试图步离他的视线。

列车终于带着快速而沉重的呼叫声驶来了。它像是这地下世界的主宰,带着不可商议的力量,一下子横亘在所有的乘客面前,搅动了站台的空气。从车上冲下来的乘客,与赶着涌进车厢的乘客,彼此好像都厌恶极了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加速逃离。

我们也是其中的成员,却也看到了那个丑陋的讨钱者一样快速步入车厢。难道他要一直跟随我们吗?谢天谢地,当他又向几位单身女性要钱之后,他终于在第二个站下车。

但上来的人,特别是男人,他们的颜色都很凌厉,要么就是凌乱,虽然这个词形容他们的胡须可能更为恰当。他们大多是看起来颇为潦倒的中年人,也有来路不明的青年。他们打量着车厢,身体做出慵懒的姿态,让自己陷入那并不柔软的座位,或者紧靠着车厢。在这样的氛围下,一副东方小男孩模样的小孩子其乐,以及拉着行李箱而充满戒备的我俩,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

Andel地铁站终于到了。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只是离市中心三站地铁之遥。出来之后,对照着地图去找酒店,路越走建筑越稀疏。晚上九点多,即便是日照时间巨长的欧洲夏天也开始黯淡下去了。拉着其乐和行李,我们开始在路上急行军。

那种一眼望得见工厂烟囱的萧瑟,那种一条光光大马路两旁没有多少店铺的惶惑,那种身边擦过的行人看来都心事重重或者心有所图的臆测,实在让人的脚步慢不下来。在快坚持不住的时候,酒店到了。

 

走在布拉格的街头,那些巴洛克建筑,那些面孔发肤,与前些天在瑞士和奥地利见到的并无大异。但是神采不见了。见到最多的是几类人:眉头紧锁各自赶路的过客、眼神莫测,不修边幅而到处游荡的中年男人,以及向各国游客献尽机巧或者耍些小伎俩的商贩。这个国家是不习惯微笑的,毕竟微笑意味着内心的开放,而开放在一段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通常意味着危险。

那些宏伟壮观的建筑物也大多布满黑色的锈迹,或者上面缠着蛛网。同为古老建筑,我却没有在英国的建筑物看过这样的景象。在捷克国家博物馆里,暗褐色的木展柜散发出令人晕晕欲睡的淤积气味,让人穿越回国营年代。

大多数展览也显得潦草,或者商业味过浓。比如在国家博物馆里,要拍照的话要花50克朗办一张拍照证。如果为了保护展品,那么就一视同仁不许拍照。“有了这张证,你想拍多少就拍多少”,售票员说。这又是为何?

我们在一个带音乐表演的饭店吃饭。味道难吃不说,最后端上来的账单里居然按人头收取“音乐费”。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对方说,写在菜单里某处了。但自始至终,他们从未提醒过。

当我们在游客汹涌的布拉格广场上意兴阑珊时,却在无意间撞进了在天文钟楼举办的一个展览。展览反映捷克1990年之前40年的社会生活,主题是“The rituals of normalization”。如果从字面直译,叫做“正常化的仪式”。其实“正常化”是对捷克共产党统治的时期的指称。所谓仪式,也就是那个年代里生活的种种规范,以及社会形态。从身着校服的团员到少先队员,从日常生活中男人和女人的神态,从等待考试成绩宣布的学生,到通过摇滚乐宣泄的青年,从成为“奢侈品”的香蕉和橙子,到最终这个制度的瓦解。每一张照片都是黑白的,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它在告诉你,这个曾经神圣罗马帝国的都城,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是有它的原因的。

比如,你看,在运动会上统一着装,双手挥动大旗的男子们,神态和肢体语言是何其似曾相识,只是换了金发碧眼而已。又比如,那些青年团员们,表情是那么冷漠又大义凛然。

摄影师叫Dana Kyndrova,她在捷克一所大学任教,拍了不少纪录片和摄影作品。她和布拉格市长并排站在现场,听一位艺人谈吉他唱歌。我听不懂捷克语的歌词,但是可以听出诙谐和欢快。现场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从衣着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属于社会名流。这个景象让人恍惚,这些老人在数十年前,不正是照片中人吗?即便是当年的少先队员,今日也过而立之年。他们今天站在这里,看着这些照片,心中不知会怎样想起过去。而他们的内心,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又变化与不变多少?他们举着酒杯排队,等待侍应生倒酒的模样,让人依稀看到过去供给制的光景。

对于捷克人来说,制服和标准化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从街头人们的表情来说,仍然是严肃,谨慎,互相提防。可以说,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人们的思想却似乎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

在现场碰到的捷克大学生Julia也正是这么说。她说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而在过去,对陌生人过分开放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人们才会说捷克人缺少微笑。传统的东西,在那四十年里被全部打倒了,不许提起。过去二十年里政府努力想恢复传统,但却没那么容易。反而是西方的商业化观念很轻易就占据了主流。

确实,在街头可以看见很多奇装异服,染着各色头发的少年。他们是没有过去的新一代,但可能比他们的父辈还更加迷茫。

Julia看见其乐站在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下吃面包,征求了我的意见拍下了这个画面。她觉得这特别有意思。而我的内心却有点五味杂陈。两个国家有相似的过去,并在二十多年前分开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进行了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在政治改革上落后。而捷克的政治改革一夜跨越,却一直无法在经济发展上找到合适的模式。在这两种不能兼顾的发展之中,失落的都是人心和正确的价值。

1945年,美军先遣部队到了布拉格城郊。那个时候,苏军还在捷克边境。可是美军攻占布拉格的计划被艾森豪威尔否决了。因为在之前的雅尔塔秘密会议上,捷克已经被内定给了苏联。历史就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历史也不忍假设。在高压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四十年,会前前后后影响多少代人,会如何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性格?

现在,捷克正在努力地融入欧盟,但还有很多的格格不入之处,比如他们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的货币,比如他们GDP和收入依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的贫困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究竟是回归欧洲的正统,还是加入昔日北约的阵营?

 人性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要回收那些妖魔很难。对一个国家亦然。

谈到捷克,避不开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他们几乎分别代表了三个年代,也代表了三条不断叠加而递进的道路。尽管昆德拉其实只比哈维尔大七岁。

生于1883年的卡夫卡正处奥匈帝国统治末期,他是孤立与绝望的代表,以一个传统文人的姿态对政治和社会置身事外,却有挥不尽的愁思和不确定性。他是这个民族被压制的象征,像一尊易碎的镜像,让这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仍受压迫的民族有其苦难上的溯源。

1929年出生的昆德拉延续了这种文人气质。1948年,当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他刚好到布拉格读大学。随着政治气氛的不断加强,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而那个时候的他,已经不像卡夫卡一味对政治逃避一样,而是积极参加了1968的“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但在改革夭折之后,他选择了流亡,这也是波希米亚知识分子最好的一种解脱方式,通过放逐来获得创作上的自由。

身为剧作家的哈维尔则比昆德拉在政治上进行得更彻底些。这也和他经历的苦难有关。仅仅比昆德拉晚生七年,当他完成义务教育时,他的“阶级出身”已经使他在政治高压环境里无法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他花了几年才通过政治审核,就读于经济科,还不允许他读最喜欢的戏剧。和昆德拉一样,他也积极地参加了“布拉格之春”改革,之后他一直留在捷克成为异见分子。1977年他被传讯,审判坐牢,一直到1983年。出狱后他继续革命,终于在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中,成为众望所归的民主领袖,当选为新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在总统位置上一共干了13年,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

如今要在布拉格寻觅他们的踪迹的话,卡夫卡居住过的地方黄金巷,已经被封闭成完全收费的一条游客街,只有凭票才能进入。小巷里面也都是小店。他居住地22号现在是一座蓝色的小书店,卖着“卡夫卡在这里写下的书”。昆德拉就行踪飘忽一点,他的足迹遍布旧城广场、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城堡,却没有留下一处地标供他的崇拜者瞻仰。而哈维尔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的温德莱斯广场,那骑士雕像已经发黑,聚集的人群已经换成了各国游客。

2009年底,我在伦敦政经学院,参加一场“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东欧国家元首集体讲座。我见到了哈维尔——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位剧作家、哲学家及退休总统。他显得很苍老了,多病的身体很衰弱——捷克人说他除了脑子,身体每一个部分都修过。所以在回答问题时,他时而词不达意,时而一笔带过。当他被问及过去20年来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时,他说“我最后悔听信了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并没有帮我们把经济搞好。”

平心而论,捷克的经济在东欧国家已经算不错了。它的工业底子好,在1990年代初私有化改革后有过一轮快速发展,但后来又出现了停滞。现在,捷克的GDP年增长率维持在2.2%左右,但预算赤字和债务依然很高,捷克政府2010年开始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降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10%,并开始进行减少国家负担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金等的改革。

无论从充满无力感的卡夫卡溯源,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昆德拉,还是到文人出身,走上政坛,最后有些茫然的哈维尔,要复兴这个曾经的伟大国家,确实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恢复人心的使命,比恢复政权的“天鹅绒革命”还要沉甸许多。

这是一个骨子里带着波希米亚气质的民族,文人式的柔弱敏感,和苏联式的粗放高压,扭合在一起,形成今日捷克仍然无法完全解开的结。新版的硬币上虽然印着皇冠,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却没有重临,它的背面,是赤裸裸的币值,以及商业主义。

 查理大桥上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