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公界

东公界

六岁之前,我是在一条叫做东公界的小巷生活的。和它对应的是西公界,那是我母亲娘家的地方。它们都叫做公界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大片地是市政府。这两条小巷就扮演了市政府用地的界线的作用。

和政府相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政府那边园子里一颗树被台风吹倒了,砸到我们家院子这边来。好像也没有人上门来道个歉或者处理什么的。天灾,大家都理解。

我们家那时是一座老式四合院,方方正正。里面住了曾祖播下的七房子嗣中的五房。各房都有自己独立的小间,大小不一。曾祖是民国时一名成功的抽纱商人。1930年代置业买下这座大屋,事业正盛。我的爷爷辈都是当年的公子,有的架笼养鸟,有的饱读诗书,我爷爷属于后者,他排行第三,当年是三公子,老了人称“三叔”。

我幼年的时候只能从残存的雕梁画栋想象当时的繁华。高高的屋顶下,大堂内正中挂着曾祖和他先后两位太太的黑白人像照片。小时候在大堂玩耍时,总感觉他们在注视着你,或者在跟你说着什么。小孩子会因此觉得惶惑,或者害怕。但是一回头,花草正在院子里绽放,很多说不出名字的小虫子出没,对于孩子来说,它们是天然的玩伴。

四合院和屋外的东公界小巷是最天然的游戏场所。那个时候孩子都没心没肺,一有时间就扎堆玩,在小巷里不用担心汽车,不用担心有人把你拐走。偶尔有乞丐来乞讨,便有岁数大一点点孩子高喊一声,大家跑。也有胆大点的孩子会去驱赶或者逗乐乞丐。我是属于胆小的一类,那时总觉得他们是另一个物种。他们一般浑身污垢,衣衫褴褛,行动缓慢,带一根竹杖,一个破碗。年老的有点颤巍巍的,那眼神看着你,有点期盼,又有点吓人。我不怎么敢接近他们。听大人说他们一般来自一个叫安徽的地方,那时的我没有概念。

在小巷玩耍不用担心汽车,却要防范那些小水沟,一不留神,奔跑中的你的拖鞋很可能就掉了进去。再捞上来已经是满鞋臭泥。但小水沟也有世界大同的一天。当夏天台风雨来临的时候,涨起大水,你再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沟水。那个时候小孩子是最欢乐的,因为可以用各种材料,纸或者塑料来做小船,放在上面漂。

那是一个没有游戏机和电脑的时代,甚至也没有报纸可读,也没有兴趣班。只有小人书。我几乎天生地喜欢读小人书,每个星期都要让爸妈拿出两毛钱给我买一本新的小人书。有时也会有人送一些旧的给我。这样我积累了几百本小人书。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这些古装版的。里面的兵将和马画得非常漂亮。看多了我就自己临摹,小的时候画的几乎都是这些兵将和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吧。看谁以一敌百,看谁力大无穷。从封神榜到三国到说唐到水浒,这些东西现在大概就叫做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那些革命人物故事倒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些古装兵兵将将的另一个载体就是“安仔”,也就是把某个兵将印在上面的小纸片。比如水浒108将,那一整套是我的至爱。有一套剪散了出来玩,另一套不舍得剪开,要压在枕头下面和我的压岁钱放在一起,偶尔会拿出来看看。我那时对水浒每个好汉的诨号、名字和排序都非常熟悉,倒背如流,谁都考不倒我。

“安仔”怎么玩呢,通常是两个孩子各出一张来对战,两人手中再各执一张去拨弄安仔。任一个人的安仔正面压上了另一张安仔的反面,就算胜利了。战败的代价往往是那张安仔要归属于胜利者。这样胜利者的战利品往往越积越多。不要小看这种对战,它其实是结合了物理力学的技术活。经验熟练者往往通过两张安仔的叠合角度就能判断下一步是不是致胜的杀手锏,即使还不是,他也会拨弄那种纸片向更有利的角度叠过去。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博弈,战斗非常激烈。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爱惜东西的人,也或许是因为小气,因为觉得这些安仔都得来不易,一般不会和别人进行对战。往往是自己在家里自己摆开战场。我那时大概有1000张以上的安仔,把他们分成两派。一般是水浒108将是一派,用它们去打另外1000个对手,希望他们能坚持浴血奋战,到最后还能获胜。这是小时候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的自娱自乐,甚至影响了我的骨骼发育。

基本上,从小我是一个会自娱自乐的孩子,不用大人太费心。时常在家里自己玩,和外界那些比较野的孩子有一些距离和障碍。

然而我也有顽皮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学一些孩子踢甩脚上的拖鞋。当时正是晚饭时分,院子里各房人家都摆开了晚餐。结果我的一只拖鞋不偏不倚飞到了四叔那家的汤锅里。一锅汤当场报废了。那个时候一锅好汤应该还是很宝贵的。

那时家家都是在院子里吃饭。谁家吃什么互相都知道。在院子里会有人做木工,有很多刨花可以玩。然后还自己印蜂窝煤,经常弄得很黑。再有还有人会来收粪便屎尿,每次可以拿得几分钱,这对我来说也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事情。逢年过节,院子里会搭起炉子自己卤鹅和做粿。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去烧柴火,经常要烧上一整晚,守在炉前把脸都烤红了。

告别东公界,是在1985年,那时我6岁。父亲兴冲冲地回到家,拿着单位分配的新楼房钥匙。那是我们家的一大喜事,它意味着我们不用再蜗居在这大院里,因为那里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是专属于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中年人和年轻人带着孩子们走出老屋,意味着它开始失去生命力,但无论如何它也不能是最后沦为被推倒的命运。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不出人意料。

先是市政府搬走了,到新区去更大的地方盖新楼办公。老政府大院变成一些边缘部门养老的地方。但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把这一片大院夷为平地,盖成一个所谓的街心公园,因而也殃及了这两条边界上的房子。也就是说,东公界的西侧和西公界的东侧,被划定为要拆迁的地方。

那是10年前的事了,讨价还价和维权意识没有那么强烈。更何况大院里有太多已经独立成家的子孙,思路不一。所以拆迁很快就成功了。现在回老家,只能看到一个破落的街心花园,和只剩一边的东公界了。

我6岁之前的童年就是那样度过的。我不像我的孩子6岁之前已经走过了10个国家40个城市,我只呆在那条小巷里。小城的小巷童年,它不是大城市,也不像乡村,它是中央集权和商品供应的神经末端,也是与众不同的潮汕文化占据主流的独特之地。6岁之后我离开了那里,但思想上走出东公界,却大概用了我30年。我的小城心态一直非常浓。

而我的孩子,他的生活里没有东公界。他成长的时代里界线越来越模糊,无论国界还是人性的边界。这是幸福还是遗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