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家同龄:俄罗斯自由一代镜像

与国家同龄:俄罗斯自由一代镜像


怀孕的女记者菠西娅在第 1340 号投票站参加投票。墙上的选举海报上列着五个候选人的头像。站在门口的是她的丈夫,他不相信投票系统,所以决定不参加投票。菠西娅投给了普罗霍罗夫,候选人中最年轻,也是最富有的一位。47岁的他赢得了众多年轻白领阶层的选票。

菠西娅、亚历山大和马拉特

3月4日这一天是周日,莫斯科依旧飘着小雪,地上的残雪化了又被新的盖上。气温零下五度。临近傍晚的时候,26岁的菠西娅(Anastasia  Bukleeva)才决定出门和丈夫一起去投票。她已经怀孕七个月,已经开始可以休产假,大选前刚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

菠西娅这个名字是她的中文老师起的。她在一家国有新闻机构工作,由于学过中文,她被分在该机构的中文部门工作。她对中国的微博很感兴趣,也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帐号。

投票点设在菠西娅原来的小学,门口的红字写着第1340号投票站。从一个小小的铁门进去,里面居然有人在摆摊卖食品和玩具。穿过这几个摊档,才来到投票所在的房间。

一面俄罗斯国旗和一面莫斯科市旗交叉装饰在一起,一排简单的座位上,有选举登记员负责核对信息然后发放投票表格。菠西娅取过两张表格,一张是总统选举表,一张是莫斯科市议员选举表格。她来到一个起遮挡作用的小方格间里填写。不过两三分钟,她已经填好选票了。

“我投给了普罗霍罗夫,这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菠西娅说。在她投进选票的那个透明大塑料箱里,已经积累了不少当天的“战果”

而她有些黑瘦的老公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不相信这个系统,所以我决定不参加投票。”他说。

在墙上的选举海报上,列着五个候选人的头像。普京出人意料地排在最后,在下面的信息里,写着他的财产:银行存款5722.5517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240万),在莫斯科有1500平方米的公寓一间,在圣彼得堡有一家餐厅,拥有三辆汽车等等。

普京公示的财产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少的,比起菠西娅投的候选人普罗霍罗夫更是小巫见大巫,在后者的财产一栏写着令人咋舌的6044亿卢布(约合人民币1300亿)。他是俄罗斯最大的黄金供应商,也是NBA新泽西网队的老板,2009年曾高居《福布斯》俄罗斯富豪榜第一位,同时也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47岁,高大英俊,钻石王老五,。他赢得了众多年轻白领阶层的选票。

可是,在菠西娅看来很简单的选择,对29岁的亚历山大·米斯棱科夫(Alexandre Myslenkov)却无比艰难。“我这些天脑子里都在想各种选择,头脑都快想破了。”

亚历山大是坚定的普京反对者。他参加了自去年12月10日以来的每一次反普京游行。他有一件暗绿色的夹克,上面别着一条反普京的标语,那是他引以为豪的参加游行的制服:“这件衣服又低调又结实,很方便跑动,不容易被抓到。”他还总结了游行经验:“我知道自己是小人物,只要我不太出格,一般不会被关起来很久。如果关上半个月以内,我的积蓄还够付房租,半个月以上我就难办了。”

普京的反对者找不到合适的支持对象,是这次俄罗斯大选中反对者们最尴尬的地方。普罗霍罗夫看起来很有希望,但他和普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他的参选是普京首肯,意在帮他分散竞争对手的选票。而其他三位候选人都垂垂老矣,无论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自由民主党的日里诺夫斯基还是公正俄罗斯党的米罗诺夫,他们都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甚至他们都不敢像独立反对派的阿列克谢·纳瓦尼(Alexey Navalny)一样公开反对政府,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国家杜马议员。35岁的纳瓦尼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支持,但他并不是总统候选人,而是一名广受欢迎的博客作者而已。

痛苦考虑的结果,亚历山大居然放弃了投票。尽管他觉得那样他的选票名额容易被拿去造假。但他仍然做不了决定,而是全心投入到大选后一天,3月5日的反对派大集会中。

对于他经常性地参与集会,他的女朋友不乐意了,经常见不着人影,还要担惊受怕。“我经常给她买东西作为弥补,但看来还不奏效,我多希望普京早日下台,我可以有更多时间陪陪我的女朋友。”而现在,亚历山大的这个希望至少还要6年后才能实现。普京的胜选为他自己赢得了为期6年的第三个总统任期。

亚历山大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但他思考一年之后选择成为一名导游,他的主要工作是带领学校的儿童到郊外游览。他来自远东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旁边的一个小城镇Terney,那里是日本车和中国商品泛滥的地方。“人们接触商品经济而形成了自由思想。所以远东并不像传统的乡村地区那么保守地支持普京。”

如果认为国企工作人员一定会支持普京,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特·达夫列特巴耶夫(Marat Davletbaev)是一家国有能源公司的律师。他承认自己是总人口1%范围里的俄罗斯富人。尽管他是经常被选民诟病的寡头能源公司中既得利益者的一员,但他却是反对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马拉特是一个Facebook页面“12月10日联盟”的发起者,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次10几万人参与的反对国家杜马选举舞弊的大游行,在这个页面上有750名参与者,他们都是白领精英。“我们正在把这个页面发展成一个独立网站。我和几个朋友自己出资支持。” 他低沉的嗓音让人很难相信他会在集会上高声呼喊。

“在俄罗斯注册党派的门槛马上要放宽了,以前要有200万个支持签名,新的法案只要500个签名就够了。如果没有符合我们想法的党派出现,我们为什么不成立自己的党派呢?”

这名33岁律师说,他所在的公司并没有对他施加压力。“我签订的合同里并没有规定我必须效忠某一个党派。”

 


3月5日,反普京集会上,一位女孩用一朵白康乃馨表达她对普京当选的态度

多元化一代的自我选择

但是这些反对普京的力量还不够大,不够集中。普京最终以接近64%的选票赢得了总统大选。即使在反对声浪最高的莫斯科,他也赢得了46%的选票。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反对普京。

23岁的丹尼尔·隆巴斯(Daniel Lombas)今年刚从莫斯科大学公共行政系毕业,进了一家俄罗斯投资银行。“银行里很多人都反对普京,我不能理解他们。”他依然记得自己小时候遭遇到的物资短缺的情形。“1990年代初人们居然还要排队抢购生活物资,是普京把这一切扭转的。而且他还帮俄罗斯偿清了外债。”他说,“俄罗斯不像英美,民主发展了几百年,我们才20年,还是得慢慢来。”

在一家国际财经公关公司担任副总裁的迪米特里·苏利马(Dmitry Sulima)认为普京是目前俄罗斯的唯一选择,虽然他并不完美,可是其他领导人更不可依靠。选择普京代表了一种稳定的倾向,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喜欢改变。

这是不能彼此赞同的一代,这也是彻底多元化的一代俄罗斯人。他们出生于1980年前后,大多没有多少苏联记忆,没有与生俱来的压迫感,也没有和过去的比照。他们成长于俄罗斯独立时期,他们记得叶利钦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糟糕,知道普京的政绩,但是对专制的天然不亲近使他们对普京有所警惕,因而有了观望、思考和选择。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总监迪米特里·特里宁(Dmitri Trenin)在他写的一本名叫《Post-Imperium》(《极权之后》)的扉页上写着:给我30岁的儿子彼得,俄罗斯自由的第一代。

30岁时的特里宁还是驻守东柏林的一名苏军士兵,在波茨坦广场担任和西德沟通的联络官,柏林墙就在数步之遥。他的职位允许他每天通过手头的十几份西方报纸感受西方文化的具体形象,这在当时是一种隐秘的特权。而现在,他30岁的儿子,正和其他俄罗斯年轻人一样,活在西方的商业化氛围里,并 思考着要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哪位总统候选人。而更引人思考的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和发展走向。

苏利马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子,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一起居住。但他说他正考虑将房子出售,因为租房子更合算。当被问及妻子是否同意时,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现在的房价已经过高,没有升值空间了,还按揭还不如付房租,然后到别的小城市买一个度假别墅。目前莫斯科的平均房价已经达到6000多美元(约合20万卢布)一平方米,而普通人的平均年收入大约只有30多万卢布。

今年24岁,刚毕业两年就辞职创业的伊万·斯洛夫特索夫(Ivan Slovtsov)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正和几位朋友开发一个APP游戏。“如果我不能创业成功,我的未来妻子又不是富二代的话,我们就得租房。这里每个人都觉得这样很正常。”

米恰(Dmitry Sukovatykh)则投了共产党一票。虽然同为24岁,他还在圣彼得堡大学读语言类的研究生。他认为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好,人们都有免费住房和良好医疗,而现在一切都无比昂贵。而社会的上升通道已经阻塞,草根崛起的神话会越来越少。那还不如回到体制内预设好的阶梯。

是的,商业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大型的购物商场比比皆是。在莫斯科,Iphone广泛普及,尽管单部售价高达七八千人民币。美国化的娱乐正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每个人对待美国这个昔日冷战老对手的态度不一。

俄罗斯最大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研究总监鲍里斯·杜宾(Boris Dubin)说,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确实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回潮。”
幼年的苏梦夏站在投票站的前面,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
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了移民。俄罗斯现在人口1.4亿,但每年的总人口数总在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移民数量日益增多。

苏梦夏(Larisa  Smirnova)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以及法国行政管理学院,曾经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工作,现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担任讲师,并在中国成家。她认为,国际交流的加强,已经使俄罗斯人能开眼看世界,也改变了过去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的习惯。现在,已经在五个国家居住过的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俄罗斯移民,而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大选这件事仍然使她意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她甚至从厦门跑到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去投票。投票的重要性来源于她的一场深刻记忆。她保留了一张照片,1990年的3月17日,俄罗斯人第一次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保留苏联。照片里的苏梦夏站在投票站前。后来她用铅笔在照片上写着:我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家很久了,只是可恨我当年太年轻还不能投票。

而现在,即使定居国外,她仍然想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国家,并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抹去的情结。

 

3月4日晚,挺普集会上,年轻人举着俄罗斯国旗走过狼藉的莫斯科马涅什广场

纳瓦尼与互联网的一代

什么时候,俄罗斯的自由一代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呢?

呼声最高的是阿列克谢·纳瓦尼,这位35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从2009年起,他通过在Livejournal的博客持续揭露俄罗斯大型国企的腐败而声名鹊起。在去年12月揭露国家杜马选举舞弊的游行集会中,他更一跃成为独立反对派的代表,并开始为全球媒体所瞩目。

纳瓦尼代表了互联网一代介入政治的力量。他甚至建了多个网站发动网民来揭露腐败,比如其中一个网站是让网民用手机拍摄那些失修破损的公路来让当地政府感到难堪。在这个习惯自上而下的国家,他响应了庞大的草根民意。

网络确实改变了政治运动的习惯。在以往,人们依靠传单来相互发动。而现在,一个Facebook群组或者一个博客就已经足够。而人们更私下可以通过Skype或者MSN等交流政治观点。

更可怕的是,这种草根力量一旦被发动,就很难退回去。年轻创业者伊万引用了俄罗斯的一句格言:牙膏一旦被挤出来,就放不回去了。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特里宁说:“在四年前,你很难预测到今天的大选会如此有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互联网鼓动,参与到政治中来,在之前,选举对他们是一种不够好玩的事。”

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认为,莫斯科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在经济上无忧,开始介入到政治事务,普京钻宪法空子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使其中一些人觉得他们的尊严受到损害,所以他们也开始团结在纳瓦尼的周围一同抗议。

菠西娅便是纳瓦尼的一名粉丝。她喜欢纳瓦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很多想法和我们很接近。而且我知道他爱看《Futunama》这部片子(类似《辛普森的一家》的动画片),爱看这片的人不会是坏人。”她订阅了纳瓦尼的博客,并关注了他的twitter,所以对他的动态了如指掌。

虽然同样反对普京,伊万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认为参加集会的很多人,其实是出于自己想要一个更纯洁的选举的本心,他们不一定支持反对派,而反对派在集合上搭台唱戏,则有利用群众力量壮大自己声威的嫌疑。

普京的支持者丹尼尔和苏利马则对纳瓦尼颇为不感冒,他们甚至认为纳瓦尼可能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里面某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而已,是针对普京的一种党内斗争。他们的理由是,纳瓦尼揭露腐败所爆的猛料不是普通人能够拿到的,肯定有内线。

去年12月中,总统大选注册期间,纳瓦尼刚好因为游行被抓入狱两周,因而错过了报名时间。他也趁机发起了大选观察活动,和反对党派联合,募集了数万名年轻志愿者到各投票点守上一整天监督投票情况。

年轻的德语老师亚历山德拉·拉齐谢夫斯卡娅(Aleksandra Radzishevskaya)便是一位被纳瓦尼感召的志愿者。她一直站在165号投票站大厅内进行观察。她认为这个国家正处在信用的危机之中,所以每个人需要站出来做点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看好纳瓦尼在六年后新一届大选可以和普京抗衡。但是六年很长,还很难预料。

特里宁认为纳瓦尼要从一名博客作者变为政治人物的话,仍然需要较长的转型过程。“一名揭黑的博客作者容易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而代表某个党派的政治人物需要有自己的纲领,并且他的纲领可能招致很多反对者,他可能会受困于他代表的那个党派。”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研究生米恰,认为共产主义更适合俄罗斯。

 

普京时代,生活如何继续

不论经历了多少喧嚣,普京终于有惊无险地重返俄罗斯政坛巅峰。在大选当晚于红场附近的马涅什广场举行的11万人集会上,普京流着眼泪地发表了自己的胜选演说。尽管有很多支持者都是被从各地用大巴运来的,据说还领到了报酬——当天下午,数百辆满载的大巴便集结在莫斯科河两岸待命。

在反对派政党里,很多老人将是最后一次参选了,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命运已经终结。梅德韦杰夫、普罗霍罗夫,或者还有纳瓦尼,将为未来展开角逐。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选民来说,生活仍然需要继续。集会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

菠西娅希望国家的生育补助能够有实质性的提高。她说尽管俄罗斯一直鼓励生育,但补助的名义却是孩子的教育或者住房条件的改善,并不能在孩子一出生就拿到。补助金额也不高,仅够买几平方米的房子。而且休产假期间,产妇的工资也有折扣以及封顶限额。菠西娅认为这并不公平,“如果你的丈夫没有好的收入,那怎么办呢?”

而苏利马则已经把大孩子送入私立学校就读。他说在莫斯科,还有很多人一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培养。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层,他颇感压力。他认为未来10-15年世界的经济重心不会落在俄罗斯,他准备开始学中文,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

而圣彼得堡大学的研究生米恰,则将在今年9月到台湾交换学习一年。因为听说台湾生活消费很高,每个月要花将近2万卢布,所以他现在正努力攒钱。他现在找到一个商务贸易公司的翻译工作,每个月能赚1万7千卢布,同时每周还教两名学生学英语。他甚至获得了当地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资格证,正在寻求想学中文的学生。除了乌克兰,他还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毕竟乌克兰是独联体成员,不算真的外国。”他对台湾之行充满了期待。

而年仅23岁的丹尼尔已经早早结婚,他的目标是在自己的俄罗斯投资银行做到中层,然后能到各个国家做商务旅行。或许有一天,他还会成立自己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而参加了3月5日反对派集会的亚历山大,他已经决定把导游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他觉得这个职业能够用得上他所学的哲学、历史等知识。等待自己的女朋友毕业之后,他希望能过上有更好的生活。

对于那些拥有苏联经历的中年人,再过六年,他们的俄罗斯生活就将和他们的苏联生活时长就越来越接近了。那是一种分裂的记忆。特里宁将苏联解体视作一种迟早到来的解脱,他的党员证盖章截止到1991年7月 ,随后的八·一九政变使一切党务活动陷入瘫痪,再也没有人每月来收党员证盖章,并扣缴3%的工资作为党费了。而政变那一天,当他从临近莫斯科机场的房间看到飞机还是正常起降时,他知道这个国家的生活仍然会正常进行。

现在,经历了五次总统大选,“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虽然还未成年,但开始有了健壮的骨骼。”特里宁说。

他说起一个故事,1999年他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回莫斯科时,他拿着一本苏联护照(俄罗斯到2000年才换发新护照)登机,年轻的边检员不明就里,跑去问询她的主管。过一会儿,主管过来了,微笑着说:“对不起,这位小姐太年轻了,记不起苏联了。”

他知道,这一切也已发生在俄罗斯年轻人身上,而且俄罗斯的未来,将由他们继续谱写。

(鸣谢Olga Terebova、高懿洁、魏威、米巧铭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本文发表于 2012年3月13日《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