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乡人在巴黎——移民生活中的2012法国大选

外乡人在巴黎——移民生活中的2012法国大选

吴振华(Chenva Tieu)站在蓝色的UMP(人民运动联盟)总部大厅,准备登台演说。其他的嘉宾都打着领带,除了吴振华。然而他却是这场集会的明星。

萨科齐所在的执政党——UMP的秘书长让-弗朗索瓦·科佩向与会者介绍了吴振华,是他把吴振华写进该党60名政治局成员名单之中,职务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外联秘书,并可共同决定该党的发展方针。吴振华还将在今年6月17日举行的法国国民会议选举中,代表UMP在巴黎第十选区竞选国会议员。如成功当选,他将成为法国国会第一个华裔议员。

吴振华的法语已经是母语水平,英语也不错——这得益于他早年在普华永道的工作经历。他在家里却和父母一直说粤语,以及零星的潮州话。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柬埔寨的华人少年, 1975年5月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控制前,吴振华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逃难成功。时年12岁的他和母亲飞到泰国,随后转到法国巴黎,作为难民定居下来。“那个时候移民好像很容易,难民身份很容易就申请到永久居留权。”而吴振华的父亲,一个做船运生意的潮汕人,由于未能及时脱身,最后居然从金边步行到越南西贡,时隔半年才和妻儿重新取得联系。到法国之后,他的船运生意做不成了,开了家中餐馆维持时日。

由于辉煌不再,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也很争气,大学毕业之后到了普华永道工作。做了几年之后辞职创业,开了一家金融咨询公司,进而涉足传媒业,投拍华人电视节目和纪录片,并开始收购大巴黎地区一家电视台的股份。又在近年积极投身政界,成为法国政坛的华人新星。

就在吴振华来到法国不久的那些年,亚历山大·艾达哈(Alexandre Aidara)的父亲决定带五岁的他从塞内加尔回到法国斯特拉斯堡。他有四分之三的黑人血统,肤色偏近于黑色,很明显就是法国的少数族裔。他大学毕业后成为银行职员,接着又辞职考入法国著名的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成为学院当年录取的唯一一名黑人学生。

ENA 被称为“总统的摇篮”,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希拉克,前总理若斯潘、世贸总干事拉米、欧洲央行前总裁特里谢均毕业于该校,先后两任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与奥朗德更是在该校同窗时相恋,并一直交往29年。ENA 的毕业生一般都就职于法国政府各大部门,同时也是法国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中坚。亚历山大支持奥朗德的社会党,负责为其起草青年及教育方面的纲领。

这不能简单地解读为两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它们代表的是移民在巴黎、在法国社会的融入和交织。

移民使巴黎有了吸引更多后来者的传奇,也让巴黎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村。在法国6500万总人口中,移民几乎占10%。如果按照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而言,法国是欧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

移民为法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文化内涵,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和文化包容等,并时常由此引发极端事件。3月19日在图卢兹发生的学校枪击事件,24岁的凶手穆罕默德·梅拉赫就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

移民问题也成为法国历届大选中的焦点话题。在201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各候选人的移民政策也有着明显分歧:极右翼领导人玛琳·勒庞建议接受移民人数缩减到每年1 万人(\现在每年约20万人);右派候选人萨科齐建议将移民人数缩减到每年10万人,并坚持选择性移民。无论是极右翼还是右派,都拒绝任何非法移民“转正”。左派领导人奥朗德在总数缩减的原则下,提出口号式的“智慧移民”,按个案分别处理非法移民。其他左派候选人则倾向于在一定条件下将移民全部合法化。

除了像吴振华和亚历山大这样已经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并直接从政的移民外,还有更多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对于不同候选人的移民政策有着更加敏感而复杂的感受,他们也在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2012大选年左右着法国政坛的走向。


5月1日,巴黎的极右翼支持者游行,他们全面反对移民

到巴黎去
在小说《高老头》中,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曾经描绘了初到巴黎的外乡青年拉斯蒂涅在贵族社会中挣扎的故事。在巴尔扎克笔下,巴黎是名副其实的名利场,无数外乡青年怀着各种梦想来到巴黎,在这个象征格调奢华和森严阶层的大都市中谋求一席之地。

数个世纪以来,巴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深深植根于全球各地人们的神经之中。无论是它的奢侈品、时尚风格、左岸知识分子咖啡文化、情爱方式还是文艺范,都使一代代外乡人深受影响。电影《革命之路》里,温斯莱特饰演的爱波在和丈夫遭遇中年危机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全家搬到巴黎”,让巴黎成为新生的起点和力量的源泉。

而从移民历史来看,法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相继接收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难民、逃避土耳其杀戮的亚美尼亚人、逃避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青壮年劳力匮乏,从黑色非洲尤其是北非(通称“马格里布”)吸收了大量外来劳工。同时,由于法国从其非洲殖民地撤出,带回大量法籍人士以及相关家属,移民数量暴增。而巴黎作为法语文化中心,在讲法语的前殖民地人民心中仍然是向往的天堂,大量的家庭团聚和非法移民使巴黎的移民比例不断增长。

如今巴黎的移民主要有几大类: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黑人,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的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亚裔,包括华人,其中像吴振华这一批是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前法国殖民地逃难过来的华人,他们的社会融入度较高。另一批则是温州人,他们自1980 年代起大多通过偷渡方式前来打工,逐渐取得居留权,主营餐馆等小生意。

庄明伟(化名)十年前通过蛇头偷渡来到巴黎,一开始没有居留权,又不会法语,在温州人聚居的巴黎Belleville地区到处打零工,生活艰辛。后来听人介绍说,参加法国外籍军团可以取得法国国籍,他通过了严格的面试,经过了95%淘汰率的考验,成为了外籍军团装甲部队的一员,曾经三次到吉布提执行任务。在六年的服役期之后,他成功取得了法国国籍,法语也变得顺溜起来。退役后他和太太在巴黎奥尔良门附近盘下了一家法国咖啡馆,兼卖香烟。这是法语较好,且取得法国国籍的温州人的“势力扩张”。因为要卖烟必须由本国人士和法国海关签订协议。

庄明伟自如地和各路客人谈笑,打招呼,几乎每一个客人都是他的熟客。他的咖啡吧不属于高雅型,而是劳动人民过来喝上一杯的歇脚地。他们往往喜欢围拢在吧台闲聊。有人一言不发地递上几欧元硬币,指一指“1664”的啤酒标,庄明伟熟练地取过一个杯子,先在按压式水龙头冲刷一下,然后一杯啤酒就装了上来,有时他还会附赠花生米下酒。店里另一端的烟档,他的太太正在照管着。各色牌子的香烟齐全。

可是他仍然觉得生活艰辛。“原来的法国店主一般都是富二代,吃不了这些苦,才把店盘给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黏在这里,即使生病了都找不到人手代替。员工很难招,招法国人很麻烦,各种程序都要合规,还不好辞退。现在还有一个前员工在和我打官司。中国人也不好找,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怕苦。有一次我叫一个员工把门外的垃圾桶移动一下,他居然拒绝了,认为有失身份。”

而让他更担忧的是,如果奥朗德上台,员工最低工资要从每月1500欧元提高到1700欧元。而且各种税收还要增加。“现在的税其实已经很多了,我在咖啡馆放电台广播或者音乐,每月要交600欧元的税。桌子放在外面临街,也要交税。有很多税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名目。”

吴振华说,基本上做生意的华人都支持萨科齐。因为萨科齐代表了自由市场思想,提倡多劳多得,不着重强调社会公平和政府干预。在吴振华组织的为萨科齐助选的集会上,来了多位华人商界人士。

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来说,他们天然地倾向奥朗德代表的左派。

毛里塔尼亚人阿米来到法国的经历像一部曲折的小说。阿米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护士工作。

掌握毛里塔尼亚政权的阿拉伯人对黑人实行奴役政策,把他们驱赶到南部的塞内加尔边境。阿米从事了一些抗议活动,因而被当局盯上。她的丈夫也在动乱中丧生。2002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藏在货轮里,从毛里塔尼亚沿海自大西洋北上,经过15天航程,到达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登陆成功之后,她申请政治避难,在一年里获批,取得永久居留身份。

现在,她为一位九十多岁的法国老太太做家政服务,照顾她的起居饮食。她的家人大多留在毛里塔尼亚,难民的身份使她不能再回去,只能寄望家人来法国和她团聚。但因为萨科齐代表的右翼主张限制移民,极右翼领导人玛琳·勒庞更是提出要把外国移民赶出法国。阿米自然一边倒地支持左派。

左与右
很多人都说,法国是欧洲最“左”的国家,也是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它推行高福利社会制度,以国家干预充分保障劳工福利,讲求平等权。连初入职的新员工都能和高层管理人员一样,拥有差不多每年五周的假期。而这种社会状态,是长期以来左右两派互相博弈、互相渗透得到的结果。

塞内加尔移民亚历山大·艾达哈讲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左派思想是什么样的。他谈到自己当初为什么会从银行辞职去申请ENA,那时他在银行负责轮胎公司米其林的资产管理交易。有一天,当米其林成功裁员上百人之时,它在市场上的股价一路上扬,投资者为之欢呼。亚历山大感到这和内心的左派思想严重冲突:为了满足一小部分投资富豪的私利,上百个人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上百个家庭受到影响,为什么社会却会把它当做好事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决定辞去银行工作,投身政治,来寻求改变这个社会。

巴黎楠泰尔大学终身教授、哲学家雅克·比岱(Jarcques Bidet)说,尽管法国传统的贵族等级思想较为普遍,但是1789年和1848年两场大革命,乃至1871年的巴黎公社,深刻地将平等思想播种到现代法国人的心中。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写进宪法的国家格言,甚至刻印在法国发行的一欧元硬币上。

如果生活在过去,弗拉德米尔·多麦颂(Wladimir d’Ormesson)会是贵族阶层中的一位青年才俊。他的曾祖父是法国驻俄罗斯外交官,出生于圣彼得堡,后迁回法国,为了怀念俄国,给后代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弗拉德米尔沿用了他祖父的名字,而他祖父的兄弟让·多麦颂,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士。他的外曾祖父,则是法国二战中的民族英雄皮埃尔·布罗索特(Pierre Brossolette),戴高乐的战友,被德军俘获后不屈自杀,成为法国教科书中的人物。

现在,“贵族之后”成了公民,拥有和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从ENA毕业后,弗拉德米尔成为法国财政部审计局的一名公务员,同时在巴黎南部小城Bourges做一名义务市政议事。他的计划是参加2014年在Bourges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以此作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当然,如果他支持的UMP赢得大选的话,他也可能被选拔为某位部长的助理。

“拥有贵族的家庭背景在今天的意义大概只有两点,一是你有一些人脉资源,二是你有一些金钱去帮助你做事。但你仍然需要按照游戏规则从头做起。”弗拉德米尔说话温文尔雅,颇有书卷气。

而他的同事兼好友,也是ENA 的同班同学约翰·帕拉颂(John Palacin),来自法国南部,同样家庭出身优越,却是左派的狂热支持者。他语速很快,话中暗藏机锋。两人虽然是好朋友,但经常展开激烈辩论。他们的论题便是,究竟左派还是右派的政策更能解决法国今天的经济危机?

在2012年预算中,法国公共开支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总值的80%以上,这些公共开支主要花在民众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险上。而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数字,过去20年来,法国的GDP 总值增长缓慢,增幅从未超过4%。政府已经入不敷出,无力继续承担高福利。

同时,法国失业率达到20年来最高的9.7%。一来是因为经济危机,就业机会不足;二来在工作难找的情况下,人们的就业热情受到打击,很多人宁愿躺在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上混日子。而且由于员工享有各项职业福利,雇主需要承担的费用很高,法国的劳动力成本达到每小时22欧元,高于19.6欧元的欧盟平均水平。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企业主不愿扩大规模,就业机会少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人数增加又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支出,但政府却没能从缓慢增长的国内经济中取得更多的税收。而在欧元区,法国也承受着德国的巨大压力。

“怎么办?”面对这个永恒的问题,左右两派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左派的方案是向富人动刀,年收入超100万欧元的富人将被征税达到75%,超15万的中产阶层将被征税45% ;提升工人最低工资,并将退休年龄从萨科齐时期的62岁退回到以前的60岁;建立公共投资银行发展中小型企业;在对外方面,左派主张重新审视欧洲金融契约,和德国相抗衡。

右派的方案则是提高消费税,将商品增值税从19%提高到21%,这样多消费的人就多交税——而左派认为提高消费税会使贫苦大众受损。右派同时提出提高大型企业税率和富人的房产税;延缓退休年龄,将其维持在62岁;在欧洲事务上,继续和德国合作。

左右两派还有一个严重的分歧,就是在面对外国移民上。左派一直对移民比较温和,虽然也严格控制非法移民,但在移民融入社会上提供较多帮助。右派则侧重于维护法国的纯正血统,在今年3月发生的图卢兹枪击案之后,对穆斯林移民更是区别对待。萨科齐上任以来已经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颁布法令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戴面纱。而在第一轮选情落后的情况下,萨科齐为了争取极右翼领导人勒庞的选票,也放风向她的主张靠拢,宣布将更严格控制移民。
移民群体对限制移民的政策其实心理颇为复杂。有些移民成功者并不希望源源不断的后来者来抢夺他们的饭碗。而新来者则期盼政策的放松。

他乡与故乡
事实上,对于新近几年进入法国的外乡人来说,无论是政策环境和经济形势都变得相当艰难。巴黎不再是一个梦境般的天堂,它意味着诸多现实的焦虑。

祖玛娜(Jumana Alyasiri)发现自己陷入了某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她来自叙利亚,之前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2011年初,祖玛娜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中期危机,于是选择来巴黎读硕士。可是就在她离开叙利亚不久之后,祖国就陷入战乱之中,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停摆了。而现在,硕士毕业已经很难在巴黎留下工作了。根据法国内政部规定,外国留学生很难申请到留在法国工作的“工卡”。

来自摩洛哥的阿拉伯女生雅斯敏(Yasmine Sarehane)则认为到巴黎之后,她对巴黎的美好想象被打破了。她自小便在摩洛哥南部沿海城市阿加蒂尔就读法语学校,巴黎是她心中的终极圣地。她选择到巴黎学建筑,尽管每天能够欣赏建筑美景,可是整个社会情况让她觉得混乱,人与人之间也并不太友善。图卢兹枪击案后,她不断在Facebook上和朋友解释,那是精神失常的人做出的事,任何民族都有这样的人。但还是有一些人对穆斯林天生抱有敌意。她自己也觉得和法国本土出生的阿拉伯人很不同,价值观念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也互不来往。

毕业之后,雅斯敏并不想留在法国。她想趁年轻在世界各地多走走。像祖玛娜和雅斯敏这样的情况,引发了不少法国人的讨论。一部分法国人认为留学生会抢走本地人的饭碗,而更多的人担心高素质留学生的离去会削弱法国的国际竞争力。而那些凭借之前宽松政策留下来的外国留学生,也正经历着是否能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的考验。

包正13年前从杭州到巴黎读大学,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法国的协和酒店集团工作,职业生涯一步步上升,最后在巴黎北部的一家假日酒店(Holiday Inn)做财务总监。他娶了一位法国太太,生育了两个孩子,现在过着舒适的中产生活。

他和太太谈恋爱四年之后才决定结婚。当时他考虑了很久,确定自己要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因为这代表了很难再回国发展了。而现在,纠结偶尔还存在着,一方面国内父母年事已高,一方面,他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仍然期待有一天中国能开放双重国籍。

“也不是没想过要回国,可是国内的食品安全让人心惊。现在的日子挺好的。法国人每周只工作35小时,工作像度假一样。可是现在连一直支持萨科齐的我太太,都投票给奥朗德了,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改变。法国人就像自私的小孩,明明牛奶已经没有了,怎么办,换一个爸爸吗?”

而近几年的中国新移民则更加面临去留的选择。一方面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他们颇想投身其中。工作于巴黎银行的张昕昌说,这几年一起到法国读书的同学,大多都已经回国了。

而吴振华决定在新收购了股权的电视台里,每天播放两小时的中国专题节目,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

亚历山大偶尔还会回塞内加尔的老家看看,但他已经完全感觉是自己是法国人了。当塞内加尔足球队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击败法国队时,他心情复杂,喜忧参半。当被问及如果有一天他有机会竞选法国总统时,他会争取吗?他回答说,为什么不呢?

阿拉伯人和黑人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法国人的民族英雄。例如为法国捧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的齐达内,便是阿尔及利亚后裔。然而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现在都还只是看客。

或许到“法国的奥巴马”诞生的那一天,巴黎的外乡人才能真正成为这里的主人。

(鸣谢 苏梦夏、梅晨斐、钟乔一、赵敏、隋昕、蔡斯图对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