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法国政治人物三十年的阿巴斯

追踪法国政治人物三十年的阿巴斯

阿巴斯(Abbas)是一位伊朗移民之子,1944年出生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八岁的时候,他随父亲移民法国。现在在法国已经生活60年。在这60年里,他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玛格南图片社做摄影师,从1981年一直到现在。

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和移民背景有关。在巴黎期间,我碰见一位出租车司机,他也来自伊朗,自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来到法国,后来加入法国籍,与当地人结婚生子。他告诉儿子,如果有一天法国和伊朗打仗,儿子要为法国而战。这个问题,阿巴斯会如何回答呢?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的无框镜片下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可是,随着伊朗核危机的悬而未决,一切皆有可能。”我坚持。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是伊朗人,也是法国人。文化冲突在我身上丝毫不存在。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伊朗政府,可是这和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两回事。伊朗做为一个国家其实和西方媒体的镜头下展现的情况非常不同,人们的生活非常开放。”

事实上,1979-1982年之间的伊朗革命深刻地改变了阿巴斯的生活。“从那之后,我开始和别人说我自己是伊朗人。”而他的镜头也开始对准他的祖国。他在伊朗革命时期拍摄了很多照片,并在1997年回到伊朗长时间拍摄,最终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伊朗日记 1971-2002》。他还前后花了七年时间,走访29个国家拍摄穆斯林的生活状况。

阿巴斯成了一个专门拍摄宗教主题的摄影师。他后来又继续拍摄了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等系列。他研究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宗教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地区冲突的导火索。宗教应当作为一种文化而非信仰去研究。耐人寻味的是,阿巴斯自己却是一位无神论者。

所以,当他的镜头对准法国政治人物的时候,宗教仪式的意味也展现出来了。

“就像部落文化”
在阿巴斯看来,政治活动充满了仪式感,就像非洲部落常有的仪式一样。他以独特的视角瞄准了那些看来平淡无奇,屡见不鲜的细节,他发掘了这些刻意重复的仪式感的象征意义,并把它们在镜头下鲜活地体现出来。

他使用三个主题去表现法国政治的仪式化:植物、食物这些物品配角和政治人物的关系;政治人物和选民握手的情形,他们向选民伸出手的时候是表演感最强烈的时候;政治人物在自己的画像面前出现,阿巴斯追求那种相互对比的诙谐意味。

“说他们是部落文化,并不是我在看低法国政治。我经常去非洲部落考察,看到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的起源,我觉得从本质上到现在没有多大改变。实际上从我能投票的时候起,我每次都会参加投票,即使我不在法国,我也会让人替我投票。因为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能投票的国度。你有责任去投票。”阿巴斯说。

阿巴斯说他总是拍政治人物在竞选时候的样子,因为在那时他们最容易接触到,最想表现。一旦他们当选,程序上就很麻烦了。而他也不是狗仔队,他从不想去窥探他们的私生活。

“如果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跟踪拍摄政治人物是最有趣的事了。”在竞选的时候,你可以很方便地跟踪他们,有时只需要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他说话、行动、吃饭等等细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有人说要拍摄到很好的照片,你必须进入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即使你能进入他的生活,所有事情也是安排好的,并不真实,那是假装出来的私生活。但在竞选中就不一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有很多情况和形势需要应对处理,所以那比较真实。但你必须跟着他们,像他们的影子一样。在今天这已经很难了,竞选团队想控制一切。以前事情容易很多。”

阿巴斯最喜欢跟踪的政治人物是希拉克。“他总是在动,从不会停下来。他很活跃,也很自然。他最厉害的是有出色的记忆力。当他还是法国总理的时候,他回到家乡,到了一个周日集市上面。他走到一个小贩面前就说,你去年就在这里了。小贩就会觉得很惊讶。所以跟踪他是很好玩,很有挑战的,因为他总是在动。”阿巴斯回忆道。

对于希拉克的前任密特朗,阿巴斯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密特朗在我开始拍摄的时候,已经是总统了,他很有总统架子,不太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一次同样是到他家乡,他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帽子去散步,但他的警卫不许记者跟随。后来他就干脆把帽子摘了。他不太想引起媒体的注意。”

和密特朗类似一样有总统架子的是他的前任德斯坦。从总统宝座下来之后,德斯坦还曾在地区谋求竞选议员。有一次他去一间商店,阿巴斯想拍他的正面照片,就想先于他进门。结果德斯坦说不行,他是总统,他应该先进去。尽管他只是前总统。

虽然阿巴斯认为自己天然地倾向于左派,但他对政客个人的好恶可能超越派别。比如他明显就更喜欢右派的希拉克,而不是左派的密特朗。同样,他认为萨科齐和希拉克一样,都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非常聪明,非常放松,也经常在动,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就是政客,你很难想象他们去做别的工作。而奥朗德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还缺乏从政经验。

阿巴斯强调,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必须试着不要太遵循自己内心好恶来拍人物。除非是特别有问题的人物。像宣扬驱逐移民的极右翼灵魂人物玛丽•勒庞是阿巴斯最不喜欢的。所以他拍摄了几张勒庞的照片,要么面部扭曲,要么面部被旗帜遮挡住,模糊不清。

然而在各个政治人物里,勒庞却是阿巴斯跟踪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想研究极右翼的人物和追随者,看看他们是不是传说中的异端邪教。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普通的法国人。他们并没有头上长角。而这是更令人感到危险之处。这些人大概占法国人口构成的10-12%。他们是坚定的极右翼支持者。在第一轮大选中,勒庞的女儿玛琳•勒庞获得了18%的选票,其中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满意现任政府的表现。

作为移民,阿巴斯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敌视。他说他理解一些法国人的思维,当他们在大街上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伊斯兰妇女,当他们看到各地爆炸的消息,他们会有天然的防卫性。而实际上法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他们经常接受世界各地的避难者,并很好地安顿他们。

在阿巴斯拍摄过的法国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个让阿巴斯觉得从心里尊敬,有点心有灵犀的政治人物是米歇尔•罗卡尔,密特朗执政时期的第四任总理。他认为罗卡尔非常有知识和智慧,像一个教授。

由于长期跟踪政治人物,阿巴斯还留意到政治人物的很多小习惯。比如希拉克从不喝红酒,他觉得用来酿造红酒的原料不一定是最好的食物,所以他宁可喝啤酒,至少在公开场合,这是阿巴斯对希拉克的深刻印象。

取景框里的世界是黑白的
从18岁开始,阿巴斯已经有50年的摄影经验了。然而他传世的作品大多是黑白的。

“我喜欢拍黑白照片,因为黑白照片帮助我集中注意力,当我在取景框里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变成了黑白。有人和我说,阿巴斯先生,世界可不仅仅是黑与白的。是的,当我不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各种颜色。当我工作的时候,就像打开了开关,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世界自动地变成了黑白。我拍照至今50年,这种状态切换对我来说太自然了。”阿巴斯说。

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开车时有没有碰到过红绿灯?”

阿巴斯笑了:“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并不在工作,所以开关还没有打开。虽然我有时碰到一个好镜头,真会掏出相机拍一张。”

阿巴斯的摄影格言因为被登在玛格南的个人主页上被广为传播:“摄影是对现实的反省,取景器中停滞的瞬间,唤起人们更深层的思索。”

而事实上阿巴斯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很喜欢诙谐搞怪,他拍摄政治人物的习惯是撕下纸张,揉成两团堵住耳朵,这样使自己更能集中注意力拍摄。“因为政治人物经常在不同场合讲类似的内容,照本宣科,听三次我都能帮他们演讲了。如果他们看到我堵耳朵,往往会莞尔一笑,而这又是一张好照片了。”

他的特立独行最好的体现是他从不对外使用自己的姓氏,即使在官方场合也只用Abbas这个名字。“一个就够了。为什么要两个名字呢?”而这个名字永远使他排在玛格南摄影师索引的第一个,简洁而醒目。

他也从不愿以真面目在出版物上示人,在他的作品集上,他戴着阿拉伯人的头巾,只剩下一双深邃的眼睛。

我问他,你的工作室在那里?名闻全球的玛格南图片社其实不大,位于巴黎北部一个形似仓库的三层小楼,由于经济危机还把顶楼出租了,剩下的工作位置捉襟见肘。阿巴斯指了指自己的双腿说,“它们就是我的工作室。”

2011年在新加坡举行个人回顾展的时候,当被问及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时,阿巴斯的回答是:有一双好鞋,以及谈恋爱。

“对于一个跋山涉水,跑遍全球的摄影记者来说,有一双好鞋太重要了,而谈恋爱会让你看事情的方式发生变化。”

他所有的照片记录都存放在玛格南一个狭小的储藏室里,分门别类,全部用红色封皮的文件夹装好,放在两人高的书架上。这天下午,同事让他帮忙找当年他拍摄拳王阿里的照片,他颤巍巍地爬上了工作梯,从上面取下1974年他在扎伊尔(现在的民主刚果)拍摄拳王的照片。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退休?他的回答是:我退休的时刻,是我去世之时。

然后他就头戴礼帽,提着一把精心包裹得很细长的黑雨伞,独自离去。


阿巴斯签名赠送了我一本作品集。

阿巴斯的玛格南个人主页

阿巴斯的法国政治人物照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