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与市场经济二十年

三明治与市场经济二十年

1992年,大约是春节前后,邓小平悄悄南下,在深圳拓宽了市场的概念:“市场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当时13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要搞得那么讳莫如深:直到南巡结束之后,媒体才铺天盖地报道。后来我看了杨继绳先生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斗争》,就明白了。

那是邓的一次胜利,改革陷入停滞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他倡导的改革不能半途而废。而这场“市场革命”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们总谈及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这后面的二十年,其力度,其导向,不啻为另一场新的改革。

对60末70初出生的一代人来说,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无疑是他们精神成长上的重大分水岭。而对于70末80初的三明治一代来说,那一年发生的事在当时超越了他们 的理解力。他们真正的成长期,是从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时代开始的,他们无疑是“市场经济的一代”,有别于80后90初这“互联网的一代”。

在我的记忆里,1992年是我告别儿童成为少年的年份,不一定以梦遗作为标志,而更是我从一个内向的学习尖子到开始外向接触世界的开始。那时我刚喜欢上足球不久,经常和同学在巷道里踢球,同学里也发展了一批固定的玩伴。我也觉得我开始能独立理解这个世界,同时做一些写作和小发明。

那一年4月,潮州正式从一个受汕头管辖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位的提升好像给人们带来一些新变化。在中国,邻近的市县总是有竞争的,对于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古城,长期憋在县级市,甚至是“潮州镇”帽子下的潮州人,好像看到了一些新希望,比如,广梅汕铁路开始修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潮州第一次要通火车了。(原有的铁路在抗战时期被自行拆毁)

然而希望伴随庞大的不确定性,它将所有人裹挟进一个巨大的时代洪流,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得清楚。

市场经济来了,首当其冲的是那些经营不良的国企,特别是工业型的国企。一大批产业工人下岗。我父亲也受了一些影响,当时他46岁,已近知天命之年。国企的下岗、改制对他们是一种连根拔起的人生影响。在那之前的40年里,“单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比国家还重要,那是他们的生命单元。他们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人际关系,都在这一个个小方格里进行和完成。现在,就在邓小平南巡的一挥手间,一切就将土崩瓦解,永远作别。

这是一个国家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型,但却仿佛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了。从苏联式沿袭下来的一代产业工人消亡了,无论他们正处于壮年,还是即将步入老年,他们统统被抛入市场的洪流自谋生路,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梦想,或者甚至还来不及做梦的惊醒。

多年以后,一部《钢的琴》以轻喜剧的方式,也断然无法说尽一代下岗工人的血泪史。而更可怕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大制作电影,说起《钢的琴》,哦,那部小制作的文艺片。文艺么?我们这么快就掩埋了历史。

那些经常到我家喝茶吹牛的年轻工人,被迫各自寻找出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少来过,不再为生产上的某个环节争论,也不再吹牛打赌,甚至开些黄色玩笑。他们在踏入工作的前十年便失去了父辈一辈子的安逸,需要在小城市里,揣摩被改变的游戏规则从头再来。

父亲33岁从海南结束知青生涯回潮州,子替父职到抽纱厂上班,后来被提拔为车间主任。这个抽纱厂,最早是曾祖父的产业在1955年被公私合营,从我爷爷一代开始都成为普通工人。但即使是普通工人,也有一些稳定的生活,还分配了住房。而从1992年,一切开始改变,最初是市面上各种商品价格的疯涨。因为价格放开浮动,各类商品的供应渠道不一,市场波动很大。记得最清楚的是平时两毛钱一个的包子一下子涨到五毛钱,菜场里各种肉菜价格也大幅攀升。

而那时,工厂生产停顿,父亲也处于半下岗状态。他和做计件工人的母亲的正常收入难以支撑我们家三个孩子的读书和生活,所以只得另想办法。一方面,他们接了一点零散的针线活,另一方面,父亲和朋友开始在公园边摆地摊卖衣服,又在朋友家自建炉灶烧制抽纱所用的颜料“蓝粉”——国企停工了,众多私人作坊却飞速发展,他们的生产需求很大。

我不知道年近五十的父亲那时是什么心理,他从一个坐办公室的车间主任,到起早摸黑去摆地摊,有一些文人清高的他如何度过那个心理转折?我亲耳记得他说:历史一定证明,这次市场经济改革是操之过急的,是有失误的。

究竟是不是失误?历史还能不能证明?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不能完全说清。从那时起,中国人的心思开始被搅动了,再也平息不了。“一切向钱看”成了箴言。“搞科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争论在一开始横亘在人们面前,知识分子那时的失落,彷徨显现无遗。有胆大者便下海裸泳,很多人借此发家,然后改变了他身边的人群的价值观。这些新价值观的繁殖速度是何其快啊。

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深圳股市排队疯抢股票引发的冲突,听说了上海的“杨百万”,也听说了有人跳楼。我们看到了传销的疯魔,无论是三株还是螺旋藻。我们看到了市场化商品化的启动,房子成为商品,并最终成为压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的大山。我们也看到了濒死的国营电影院重新宾客盈门,“大片”持续轰炸。我们还看到了每个城市的GDP噌噌地长,官员们肥头大耳,喜笑颜开。各种包装、策划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点子大王”是一个至高荣誉。而商业化在这片土壤发展到极致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再也找不到安全的食物了。

三明治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没有享受到八十年代的精神盛宴,和统包统分的体制福利抑或枷锁。八十年代只是他们的孩提记忆,奠定了他们的淳朴基础。他们早早习惯了商业化,购买与享用,是一种天然的先后次序。他们只是后悔没有早早把房子看作一种可以增值的商品来购买,因为他们的童年经历使他们不习惯冒险。

他们在意收入,在意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性,才会心思不稳地老想着跳槽,因为父辈的国有产业体制在他们眼里是失败的符号。经过市场经济洗礼,整个社会只剩下银行、能源部门这些国有的永远不会倒的垄断机构,而习惯了稳定的父辈自然把对下一代的希望投射到这些机构,于是两代人之间顺从或者反叛便发生了。

然后,就是互联网的时代了。三明治要和不断加入战场的85后乃至90后同场竞技或者相互合作,他们确实来自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存背景。他们的观念也在冲击着三明治,加重了他们内心的混杂感。他们在时代里也显得过于沉默,六七十年代人喜欢评论、建言、大字报。85后则把表达口水化,无指向化。夹在中间的三明治则有些尴尬,他们往往实干而不喜言辞,想表达的时候又放不开。所以出现一个82年的韩寒才显得那么另类不羁。

如果要我来回答父亲的那个问题,社会的财富总量急剧增长,可以算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损失,是社会价值观的残缺和失衡。我不知道这成功和损失相比起来,得失如何计算。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彼此状况差不多的田园时代已经幻灭,谁比谁有钱,谁比谁有路子,已经成为新的向心力。亲戚和邻里关系被打乱了平衡,人们搬出单位宿舍,和陌生人一起住进了小区,关起大门相互冷漠,只能从装修的门脸和停靠在门口的汽车揣测对方的家底。因为对金钱的争抢竞赛已经驱逐了信任,无论从街头的小贩,到亲戚朋友。

现在人们的经济观念已经入脱缰野马,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指数基金,都不是陌生名词。而在社会价值观里,很多还没有开始萌芽。在市场经济最初的几年,1994-1996,流行的是休闲小品,特别是民国文人的作品“复活”。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市场大潮相比,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奇怪的遁世情怀,它可能提供一种让人去看淡看轻生活得失的参考,但对于凶猛而实际的功利主义,它显然过于轻浮了,它不能对急剧变化年代里的心灵提供足够的价值观支持。我们的作家们都忙着赚钱,思想家们忙着流亡,在整个1990年代,文化作品和思想作品显然处于真空状态。我宁愿相信是互联网带来的草根文化催生了社会文化和民主思想现在的重新发芽。

而同时,也有一些回潮。比如试图在一个动荡年代里过回体制内生活的思潮,像考公务员热。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安全感。

市场经济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浮动的人心,浮动的思想,二十年过去了,一切皆不可逆。随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三明治,在这个变动的社会背景里,也已经开始到了要担当社会责任的年龄。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实践,以及与其他代际的协调,是中国能否完成从粗陋的商品经济到创意经济、从单位生活及随后的无序生活到自主创意的生活方式重大转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