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廉政公署:廉洁的奥秘

探访廉政公署:廉洁的奥秘

图文/李梓新 发自香港

香港北角渣华道。

这闷热而充满生活气味的街道,与摩天楼宇里的冷气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它位于香港岛北端正中靠海位置,有渡轮可直通红磡。渣华其实是爪哇(Java)的港译,得名于早年在此设立办事处的渣华轮船公司,这个公司的客轮运送爪哇岛等地的华侨来回香港贸易与探亲。华人首富李嘉诚1958年在附近购入第一块地皮,兴建12层高厂房楼宇,开始了他在香港地产界呼风唤雨的神奇历史。

现在,这片早年闽南人聚居的“小福建”已经成了香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却仍保留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一边是不息的海风,一边是奇华饼家、大家乐、鱼蛋粉间杂着丰泽电器和莎莎化妆品店。既有闲坐叹早茶的客人,也有电车和大小巴士从狭窄的街道呼啸而过。香港的动与静全体现在这一角。

渣华道将尽的拐角处,是一座25层的蓝色玻璃墙大厦。这就是在华人世界中耳熟能详却仍然充满神秘的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是香港的路灯和方向标

高级新闻主任谭家辉每天早上要在7点起床,从红磡搭渡轮于8点前来到渣华道303号的廉政公署——比他的领导还早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他要收集当天香港报章的主要新闻,特别是涉及廉政公署的报道,做成剪报,在领导上班之前放在她的台面。

最近,和廉政公署有关的新闻实在太多了。不仅已经离任的特首曾荫权涉嫌收受利益的案子还在调查中,廉署成立以来被拘捕的香港最高官员——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和郭氏兄弟的新地案刚刚提起公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上任12天的香港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又因涉嫌在26年前骗取政府的公务员住屋津贴而被拘捕,闪电下野。即使是接任的新局长陈茂波,也立即陷入了房屋违规出租的风波之中。

在这一起接一起的案件当中,香港市民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廉政公署,给予其极高的期望。这个成立至今38年,享誉无数的组织,能否继续像其名字ICAC(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一样保持独立性,把这些影响香港社会廉洁公正的毒瘤一一击破?

渣华道303号外表看上去平静如常。大楼自2007年落成,以前是民康街社区足球场。它就像一张风帆在海边,和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隔岸对望,视野极其开阔。大楼前飘着国旗、特区旗和廉政公署旗。楼下转角处有一个鲜红的廉政公署标志。标志前一颗树木被台风吹断,只剩一节树干。

稍微将成语改动一字,便可以解释这个景象:木“朽”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树木内心已被蛀虫啃食,那么廉政风暴将无情地将其摧毁。

有人曾认为贪污是华人社会无法治愈的顽疾,因为华人社会崇尚人情,礼尚往来,因而容易瓜田李下。然而,自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反贪局,香港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以来,这个论断已被逆转,而廉政公署的反贪影响力更是辐射到全世界。

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国际清廉指数2011年排名中,香港高居全球183个国家地区中的第12位,领先美英德法等西方主要国家。

这个由英国人创立起来的机构,自1996年起由华人接管运作,至今使香港的廉洁程度超过英国,这可称为一个奇迹。这个1300人的独立组织运作有何奥秘呢?

虎口拔牙
从廉政公署正门进入,大堂低调简约,面积约三四百平方米。一方来自浙江义乌的“诚信宝鼎”立于一角。进门右侧是来访者等候区。为了保护这其中可能的举报人,大堂禁止拍摄。

进入大楼需要刷卡。刷卡机旁边的墙壁上陈列着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的光荣事迹,最左首是一张“反贪污,抓葛柏”的历史照片。

那是1970年代初,香港贪污横行之时。警察队伍常常是贪污行为的带头人和庇护者。身为总警司的英国人葛柏(Peter .F. Godber)的不明财产达到当时为天价的437万港币,就在警方即将抓捕他之前,他利用在警方的关系潜逃回英国隐居。此事引起港人反贪大游行,“反贪污,抓葛柏”便是当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游行标语。也由之,政府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了拥有独立权力的廉政公署来彻查腐败,最终于1975年顺利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定罪。

葛柏的贪污账本

这一年,在海关已经担任督察职位的郭文纬感到壮志难酬,海关的腐败情形以及外籍上司的颟顸使他在28岁的年纪决心投身廉政公署,成为廉政公署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郭文纬加入的是廉政公署最大的部门——执行处。人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亮出ICAC工作牌的执法人员便大多来自这个部门。现今这个部门有900多人,占整个廉政公署的70%以上,分为将近20个组,以英文字母命名,负责不同的职能。其中包括调查公营机构、私营机构、保护证人组、枪械组和内部监控组等。而A组便是调查警察部门的组别,可见其在廉政公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有名震天下的四大华人探长吕乐、蓝刚、韩森和颜雄。他们的故事后来通过商业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和《金钱帝国》等被广为传播。一方面,他们有过辉煌的破案经历,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常充当黑社会、毒贩、妓院的保护伞,收取高额的贿赂,在香港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灰色帝国。著名影星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曾经是总华探长吕乐手下得力干将。

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将警队贪污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四大华探长以及曾启荣均悉数潜逃,他们中的三人逃到台湾。廉政公署对他们的通缉令终身有效,但台湾地区与香港之间并无引渡协议。吕乐、韩森和曾启荣均于近年病逝于台湾。他们在香港留下的巨额物业资产由政府冻结,年久失修,近年才由双方达成和解,拍卖分成。

曾经有一位华人探长被判充公1600万巨款,他当场开出一张1200万的现金支票缴付,可想其又贪污得来的富裕程度。

百里渠报告引文,他的报告促成了廉政公署的成立

现任首席调查主任蔡双雄红光满面,脸上有睥睨四方的威严,一看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他在廉政公署执行处工作已经32年。1980年2月4日是他还清晰记得的工作第一天。工作不久,他就有过一段抓捕华人警察探长的经历。

这个探长是在油麻地向夜总会、色情浴室收保护费的。廉政公署接到砵兰街一个夜总会老板的投诉,说他不给保护费,探长就派一队警察到夜总会门口骚扰客人。蔡双雄让老板先答应交钱。

探长约定的交钱地点是在一个浴室,为什么要选在浴室进行呢?因为这样对方需要除去衣服入水,确保老板身上没有录音设备。这是一个很高明很有经验的手法。老板交的5000元是廉政公署给的带有记号的钞票,这样可以证明探长收了保护费。

老板交钱后出来打手势,告诉蔡双雄和他的同事钱已交毕。这时探长穿好衣服出来,蔡双雄和同事立即将他控制。但从他身上搜出的5000元却是没有记号的。有记号的5000元不见了。等到带他上车,才从他的枪袋里搜出带记号的5000元。

回忆起这一幕,蔡双雄感慨道:“当时我刚入行,觉得实在大开眼界。有些人实在太聪明了。他要收5000元,还要备另外的5000元在身上。收钱也是一件技术活。”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蔡双雄喜欢反过来说的成语。最终探长被定罪。32年来破案无数的蔡双雄对这个故事仍然印象深刻。

即使警察队伍的贪污分子本身也是技术高手,廉政公署的执法人员仍然能够与之抗争,各个击破。

1980年泽丰廉署分区办事处成立

要成功反贪,并不容易。郭文纬回忆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加入的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接近退休的英国警察,他们主要提供技术指导,带来成熟经验。另一部分是像他这样的政府公务员,政府保留了他们的公务员编制,鼓励他们加入廉政公署(这一政策后来取消了)。还有一部分是廉政公署招募的刚毕业的学生,他们血气方刚,但缺乏斗争经验。

王晶执导的电影《金钱帝国》里描述了第一批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危险处境,他们遭到警察的报复、恐吓,人身攻击,以至于可能失去生命。这当然有电影渲染的情分。但对于要从当时一手遮天的警队虎口拔牙的廉政公署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没有读过大学的蔡双雄,高中毕业时先教了两年书,随后拿到了几份工作邀约。其中有一份来自便是廉政公署,对之前香港社会贪污程度感受深切的蔡双雄选择了廉政公署,一加入便被分到了调查警队的A组。随后他在英美等地接受了枪械和证人保护等训练,在执行处各个组别都分别做过工作,包括卧底,慢慢地成长起来。

同时,香港法律系统也慢慢发展了《保护证人条例》,对证人以及查案的工作人员在必要时提供人身保护,可以提供安全屋,24小时武装保护、改变身份、移居等保护。这个保护范围包括家人、男女伴侣甚至宠物。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一名证人指证其老板犯罪,他可能很快面临失业,廉政公署会提供他受案件影响期间所需的基本生活费用。

随着廉政公署的调查范围逐渐扩大,警队中的贪污分子越来越难以有藏身之地。1977年在油麻地果栏调查的集体贪污案件涉及到多达260名公务员,其中包括80多名警务人员。廉署出动了创纪录的执法人员数目来查处这一案件。

果栏今日一景

警队与廉政公署的矛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警队对廉署随意调查警务人员的方式感到十分不满,很多人人心惶惶,生怕旧账被掀开,有的提早退休,有的畏罪潜逃甚至自杀。当年10月28日,警方人士数千人在位于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展开集会游行,部分激进分子进而冲击当时位于中环和记大厦的廉政公署总部,捣乱文件,并与廉署人员打斗致数名工作人员受伤。同时威胁罢工48小时,使香港处于“治安真空”。

在此危急情势下,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居中调停,做出了一个他在任10年中最艰难的决定,颁发了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特赦于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公职人员,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这一决定一直争议纷纷。一方面它保证了警队的人心安定,另一方面它却打击了廉政公署的士气。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香港从此有了一个从头开始的严格的反贪环境。任何新发生的贪污行为都不会被纵容。

“廉署咖啡”怎么喝?
廉政公署成立至今38年来,众多香港的政界、商界、娱乐界名人都曾被带到过这里。每当一辆执法车呼啸而至,受调查人士被护卫下车之时,媒体的长枪短炮会纷纷对准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那幢神秘的楼宇内。

在2002年的谢霆锋“撞车顶包案”、2003年涉及娱乐大亨杨受成的“舞影行动”和2010年TVB无线总经理陈志云涉贪案中,众多艺人出入廉政公署,令媒体摄影师收获颇丰。他们的影像通常也会上到隔天报纸的显要位置,连环热炒。

久而久之,被请去廉众公署“喝咖啡”变成为一句俗语,代表到廉署接受调查或者协助调查。很多人避之不及。

廉署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有多难喝?是不是像电影《金钱帝国》里面描述的有猫尿味呢?

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廉署的工作环境和一般的商业楼宇无异,灰绿色的装饰色调、略显暗淡的楼道、充足的冷气和明亮的工作间。只是门禁系统更加严格,每一个工作人员出入时都要刷一下工作胸牌,留下记录。当纪录到最后一名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室时,大楼空调会自动停止。

1-9楼和10楼以上的电梯是分开的。上面的楼层全是执行处的战斗空间。下面为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的办公室。9楼设有餐厅。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单位餐厅。在柜台的一角,摆着一个易拉宝海报,正是廉署采用的咖啡牌子:捷荣咖啡。每杯根据品种和分量15-21港币不等。

捷荣是香港老字号咖啡品牌,始于1932年。2001年在新加坡上市,成为大中华地区最大的咖啡、红茶本土供应商。这一杯咖啡喝起来,味道并无太多的特别之处,美式咖啡(Regular Coffee)的味道还略有点苦。

但若换一个环境喝咖啡,咖啡的味道和心情交织,体验自然大有不同。

涉案人士喝咖啡的地点就在大楼里的28间录影会面室中的一间。会面室只有大约八九平方米,显得非常紧凑。墙壁是米黄色调的,上面挂着被扣留者注意事项。例如,可以使用电话,只要不对调查和执法工作造成阻碍;可以将被扣留一事,告知亲属或一位朋友;可以获得充足的免费食物和茶水,除基本衣物外,不得接受外界送来的任何东西;可以使用洗手间,并有机会梳洗沐浴和做适量运动。

桌上还摆着一本《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第575章)第12条要求有关人士提供资料或提交材料实务守则》。接受调查人士可以要求先阅读这些守则,明确自己的权责然后再接受问话。

放在会面室中间的桌子很有意思,是一个大三角形叠加在一个长方形上形成的五边形,呈米黄色。这个形状是有讲究的,根据英国犯罪心理学家的研究,如果采用四边形方桌,显得双方对抗性过强;如果采用圆桌,则显得双方关系太过融洽,也不合适。所以便有了这种形状奇怪的会面桌。两位廉署调查人员坐在三角形的两个斜边,受调查人坐在长方形的长边。他的旁边有时会有一名律师。受调查人是可以邀请律师出席并咨询律师该如何作答的。

在桌子两方,调查双方的距离是很近的,你可以想象沉默、愤怒、辩论甚至哭泣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发生。而受调查方,可能是社会上万众瞩目的名人或者高官。

这个房间里的一举一动,全被摄像头记录下来。一共有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拍摄在场所有人士,另一个只拍摄受调查人。这两个镜头接驳了分别标记为红、黄、绿三色的三台DVD录影机。做出来的三份DVD光碟,一份由受调查人保存,一份由廉署工作人员调用。另一份则于双方在场情况下,用封条封好,由受调查人签名确认,直接作为日后呈堂证供。

录影室还有画中画的功能,会面过程中播放给嫌疑人的视频片段,也会一并录入DVD光碟之中,以确保全面还原会面过程。

这个录影的方法是1990年才开始实行的,之前是用笔记。但笔记又费时又不能反映会议过程,在法庭聆讯时,双方还经常就这些书面记录能否被接纳为证供而争论。

在很多电影中,廉政公署的会面室被描述成温度很低,嫌疑人经常抵抗不住长时间的低温,最后招供。而廉政公署工作人员也被戏称为“雪糕佬”,意思是他们像冻在冰柜里的雪糕。实际上这一现象在今天并不存在。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电子钟,可以显示时间和温度。温度通常在23-24度之间,在香港属于适宜温度。

廉政公署带走嫌疑人接受调查,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充分证据,廉署就会放人。否则,嫌疑人将会立即被廉署向法庭起诉,由法庭作出决定是否需要将嫌疑人继续羁押。在这宝贵的48小时里,执行处的工作人员经常争分夺秒地搜集证据和材料,连续熬夜工作。蔡双雄就曾经连续72小时工作没有合眼。

对调查人员的问题,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但如果调查人员掌握了铁证,他同样会被判罪。所以他需要考虑是否要坦白从宽。蔡双雄说,坦白的话一般能得到1/3的减刑。

可能有人会问,廉署哪来的权力随意把人带走调查?这要从廉政公署的权力设置说起。

廉政公署是独立于警察和法院之外的司法力量,廉政公署的首长成为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汇报。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法律,廉政公署拥有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同时,廉政公署的人事和财政独立,不受其他部门节制,廉署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公务员编制。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和打击贪污的力度。

蔡双雄介绍了廉政公署一般的办案程序:“接到市民或者线人投诉或举报后,这些情报归纳到廉政公署的报案中心。一般不鼓励用email, 因为容易被截获泄露,如果24小时热线电话(25 266 366)里面说不清楚,我们就鼓励他亲身来举报,我们会保护他的安全。每一条线索会被做成一个报告,在每天早上8点半之前汇报给执行处高层,由高层开会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行动。”

这些线索里面也分具名举报和匿名举报。早期具名举报只有30%左右,现在已经提升到70%。证明了市民对廉政公署的信心。

“每一单案件都按编号,如果是可追寻的线索,我们就着手调查。但我们是无权终止一场调查。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每六周开一次会议来监督我们的调查工作,得其批准,我们才能终止调查。所以每一单案件不会存在被故意拖延或者停止调查的情况。”

这种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对廉政公署的制衡。廉政公署的架构上方还有审查贪污举报等四个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廉政公署的具体运作。委员会由非官方的社会贤达和专业人士组成,对廉政公署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

同时,还有其他几种形式的监督:

首先,立法会有权赋予或撤销廉政公署的权力,并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也有权要求廉政专员就其政策及经费问题接受议员质询。 

其次,廉政公署虽然有调查权,但却没有检控权,所调查案件是否提交法庭,须由对行政长官负责的律政司长决定。由法庭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起诉。
再次,在司法监督下,廉政公署行使某些权力前(例如申请搜查令、调查嫌疑人的银行文件等),必须事先获得法庭的准许。廉政公署采用的窃听等调查手段,曾经引起争议。法庭也曾判罚廉署的调查手段不当,所取得证据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而宣布对嫌疑人不进行追究。香港2006年通过《截取通訊及监察条例》后,廉署在执行有关行动时,必须遵照法例向法官申请並接受监察。

此外,廉政公署还在执行处里设立了一个特别的L组,来进行内部人员的监督。而香港独立而广泛的传媒监察,也在不断加强公众对廉政公署的问责。
既有独立的审查权力,又受到广泛制衡,这就是使廉政公署反贪行之有效的奥秘所在。

防胜于治
廉政公署不只是审查贪污,还重视预防及宣传反贪,招募了大批专业人士,来帮助全社会建设一个全面预防贪污的环境。

防止贪污处的设立,是想从源头杜绝贪污,从程序上订立防贪措施,做到“系统防贪”。每年,防止贪污处都要审查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也给私营公司提供帮助,提出改善制度和程序的建议,堵塞潜在的漏洞。

首席防贪主任利逸修说,把防止贪污处的职责看作是“保健医生”是最恰当不过的,他们负责为各部门机构提高免疫能力。而具体的操作里面,他们更像一个专业的咨询事务所。尽管这个处的工作人员只有60名,却最精干,汇集了一批工程师、会计师、科技人员,借助他们的专业背景来提前发现漏洞的可能存在。

例如,防贪处向各体育总会发出《防贪锦囊》,确保各体育总会在使用政府划拨的资金时没有滥用和挪用。体育总会在香港并不属于政府机构,而是政府部分扶持的组织。廉政公署建议他们每年就政府扶持的资金去向对公众作出汇报。

2010年11月,就曾经发生过一名前健美总会主席向亚洲健美总会秘书长行贿,以协助一名被停赛的运动员参加运动会,被判入狱三年。而一年后的2011年12月,一个香港足球队青年球员被控贿赂其他球员打假球,被告承认控罪遭判入劳教所。

在体育、慈善机构及筹款活动等和民众相关的公共领域,防止贪污处都制定了相应的反贪指导。

而任何私营机构,只要向廉政公署提出申请。廉政公署则会派人前往举办讲座和工作坊,从而堵上诸如采购、工程管理、物业管理、销售等贪腐高发领域可能出现的漏洞。每年防贪处会举行100多场的讲座。

近年来,大陆公司赴港上市成为热潮,他们对香港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未必熟悉。为了帮助他们适应香港“零容忍”的反贪环境,香港交易所的《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董事必须接受防贪培训,学习了解与投资有关的舞弊行为及应对策略。廉政公署就经常协助上市公司提供培训。

而对于公众宣传,廉政公署则通过另一个大处——社区关系处来执行。这个处有200人左右,是防止贪污处的三倍,可见廉政公署对公众宣传的重视。

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严厚蕴女士介绍说,公众熟知的电影《金钱帝国》等,其实不是廉政公署投拍的,那些都是商业电影。廉政公署投拍的是和无线电视及香港电台合作的《廉政行动》系列电视剧。自1975年开始,每两年一度,至今已推出了14辑。这些电视剧通常由名导演执导,邀请明星出演,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故事曲折,节奏紧张,在无线电视台播出之后经常吸引过百万观众收看,更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而导演和明星都常都会乐意收“友情价”出演这类公益剧目。

其中一出《盲目》最为扣人心弦。该剧根据2005年的真实案例改编,描述某香港保险业人员,雇佣内地农民刺瞎眼睛,通过身份证冒充香港游客在大陆游行发生意外,从而骗取高额赔偿。剧集由林超贤执导,张智霖在剧中扮演一名廉署调查人员,刘浩龙则扮演诈骗主脑,邵美琪扮演配合诈骗的保险经纪,令观众大呼过瘾。这些剧目不是一味说教,而是通过故事反映人心人性,让反贪观念更深入人心。

社区关系处还根据不同年龄人群的特点,推出各种新颖的宣传方式。比如用“飞天兔”等卡通形象来给小朋友宣传反贪,还在网站上设立了“iTeen大本营”专区,加入更多的互动元素。同时也编写多本教材,成为香港中小学的辅助读物,让学生自小就熟悉反贪观念。

廉政公署还运用了Facebook,Youtube等互动网站,宣传廉政公署的工作。廉政公署的剧集、广告在Youtube的廉政公署频道传播,影响巨大,大众更可回溯廉政公署多年来的宣传片断,看到廉署持之以恒的宣传攻势。廉政行动2011剧集还尝试性地开设了新浪微博。

同时,廉政公署还向全社会招募名为“廉政之友”的志愿者,目前成员超过1300人。并在学校中招募年轻学生成为“廉政大使”。每年廉政公署的综合招聘都成为学生们热衷的抢手工作。为廉政公署工作成为一种荣耀。严厚蕴自己1988年大学毕业加入廉政公署后,就一直工作至今,从未换过工作。

廉洁,已经成为香港的一种文化,就像清洁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零容忍”和新挑战
自1992年起,廉政公署每年都会委托独立的调查机构,举办民意调查。市民对廉政公署的工作支持程度,历年来都保持在98%的比例左右。2011年有87.8%的受访者认为廉署的反贪工作有成效。

2012年有些特殊的挑战。这一年一上来就大案频发,2月底,廉政公署接市民举报有史以来首次启动对特首的调查。时任特首曾荫权涉嫌触犯“防贿条例”或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收受不正当利益。

5月份,竞选新任特区行政长官的大热门人选、前财政司及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被指住宅僭建,廉政公署跟进调查。唐英年虽然坚持参加竞选,但最终黯然落败。

5月底,新鸿基地产郭氏兄弟被控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案件牵涉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这是香港特区成立以来被检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案件于8月初进入司法程序。

6月底,胜选的新任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同样被指住宅僭建。廉政公署调查他在选举中否认其大宅有僭建的失实声明。令其在上任之前声望即有所下降。

7月12日,刚刚出任新一届政府发展局局长12天的麦齐光,被揭发于26年前骗取政府的房屋津贴,被迫辞去局长职务,并于两天后被廉政公署带走调查。
平心而论,麦齐光有些“冤枉”。案件的缘起是这样的:港英时期,政府对公务员有房租津贴。这个主要是当时为在政府工作的英国人规定的。但对于政府里的中国公务员来说,他们如果购买了房屋,并不能享受这一津贴。为了在买房的同时避开这一规定,麦齐光和大学同学,同为公务员的曾景文在北角城市花园购买了同一座楼相邻的上下两层,然后互相出租给对方,而继续享有政府的房租津贴。

这种小聪明式的规避行为在华人社会可谓俯拾皆是。但是此举有故意骗取政府津贴的嫌疑。因而,在麦齐光当选发展局局长之后,这一事件也被揭发出来。廉政公署即介入调查。

从这一点来说,廉政公署可谓“不近人情”,但对贪污的“零容忍”,正是香港社会今日健康的基石。

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便颁发了公务员《防止贿赂条例》,规定公务员和公务相关的事不能收礼、不借钱、不能收折扣、不能接受免费旅游等,并对人情来往也做出具体的数额规定:比如接受私交友好在生辰、结婚等传统有交换礼物习惯的节日等,礼物总值不得超过3000港元,其他场合收受的礼物总值不得超过500港元等。

8月10日,香港行政特区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包括行政长官梁振英以及所有行政会议成员在内的利益申报资料,公开的内容包括公共或私营公司的受薪董事职位;受薪工作、行业等;在香港或者国外拥有的土地及物业,本人或连同其配偶子女持有公司或其他团体的超过1%的股份等。

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申报表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拥有戴德梁行的股份。此举引起了传媒的质疑。第二天,特区新闻处就此事做出解释,称梁振英在参选期间,已辞去在戴德梁行所有行政职务,其在戴德梁行的股份属于小股东,没有决策及执行权。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香港社会反贪形势也经常面临新挑战。公众对贪污容忍程度越来越低,而对廉政公署的期望越来越高。2011年的市民调查中,以0-10分表明对贪污容忍程度(分数越高,容忍程度越高),最终平均得分从2010年的1.3分下降到0.7分。其中78.4%受访者选择0分表示香港的贪污是完全不可以容忍的。

从1974-2010年,在108389宗与贪污有关的举报中,廉政公署共调查了70511宗,共有13808人遭检控,其中2105人为政府职员。“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已经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口号,更有人将廉政公署称之为香港的DNA,在捍卫着香港的核心价值。

首席防贪主任利逸修在加入廉政公署之前,曾经做过天气预报员,预测台风走向。现在,他的职责是监察香港的“廉洁气候”,他的工作成就感也因之而来,而他两个孩子在新闻里,在学校都能经常接触到廉政公署的宣传,对爸爸工作的成就感更强,叫爸爸千万不能换工作。

正是有1300名像利逸修一样富有工作成就感的廉政执法人员,香港贪污腐败的“恶劣天气”才能被及时防范。而廉政公署也像华人社会中的一座灯塔,无论风雨几何,始终有一点希望之光在高处闪耀。

附录:透明国际2011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
(实习生 赖国华、黄舒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发表于《外滩画报》2012年9月5日,更多图片及原文地址见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