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第一位华人廉政副专员郭文纬:五块钱的贪污意味着什么?

专访第一位华人廉政副专员郭文纬:五块钱的贪污意味着什么?

郭文纬比我想象中儒雅很多,这位前廉政公署二把手、执行处首长在27年的廉政公署生涯中经过诸多大风大浪,肃贪无数,退休十年来却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他自1975年加入廉政公署,从调查主任做起,满腔热血。1977年,港督麦理浩颁发的局部特赦令传来,他和很多同事流下“男儿泪”。

然而九年之后,他率领廉政公署和警方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轰动一时的香港第三大本地银行——海外信托银行诈骗案,成功完成了第一次警廉合作。这个案件涉案金额达到30亿港币,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贪污诈骗案之一。他领导的项目小组连续奋战,从数以万计的文件中整理出呈堂证物20227份,将海外信托银行总经理、常务董事等几乎一网打尽。再从中选出超过12000页的文件证据,由两位廉署调查人员用两个大铁皮箱带到美国,将主犯黄长赞等两人引渡回港。案件全程用了16个月。

郭文纬将这个案子引为其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案件。他甚至对那些细节记得一清二楚。主犯黄长赞在美国被法院收监一周之后,主动提出要引渡回港。这大出执法人员意料。原来他在美国监狱里收到骚扰和攻击,实在呆不下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号称讲人权,嫌疑人的人身安全有时都得不到保护。”他笑着说。

郭文纬出任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时的照片

1996年,在回归前夕,英国人终于把廉政专员这个重要的位置转交给华人。郭文纬也被提拔为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他接受了来自全世界的怀疑目光。所有人都不知道1997之后,香港的廉洁是否还能保持。

郭文纬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6年。这期间香港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一直稳中有升,从1997年的18位上升到2002年的14位。2002年,55岁的他急流勇退,按照旧的退休制度荣休了。他获得了特区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奖章。

退休之后,他成为联合国反贪专家小组唯一华人成员,经常获邀到世界各国讲学,他帮助亚太地区很多国家设计反贪体系。他还在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课程,并应国家发改委和各地纪委邀请前往大陆讲学。

郭文纬有三个宝贝女儿。他以前经常给女儿们讲故事、写信,退休之后经常给女儿们写Email。,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女儿们把这些Email和故事编成了一本书送给他,书名叫《教师波比的智慧》,这也是对她们“好为人师”的父亲的最好礼物。

B=外滩画报
K=郭文纬
B:您是1975年加入廉政公署的,那时您已经在海关做到督察,为什么要投身廉署呢?
K:那时全香港都知道贪污是很猖獗的,俗话说“从出世到去世”,都不能避免贪污的影响。海关里面都有些贪污的,我做得不是很开心。有时候碰到毒贩,抓回来都被上司骂,破坏了人家的好事。廉政公署刚成立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反贪决心也不是很信任。但后来见到他们竭尽全力地抓拿贪污犯,特别是葛柏案件,证明了他们的决心。所以几个月后我就决定加入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品格审查正式成为廉政公署的正式成员。

B:您自己有没有经历危险?
K:口头威胁、半夜电话恐吓经常有。但真正采取行动的不多。因为我们强调的制度是,调查不是一个人去调查,而是一个团队。让嫌疑分子知道针对其中一个人是没有用的,制度永远在那里。唯一一次意外是大概1990年左右,曾经有人拿着一把刀闯进我们办公室,意图砍杀我的同事。这是很个别的情况。

B:亲朋好友对你们做这个工作有没有担心?
K:主要倒不是担心,而是他们可能对廉政公署的工作有些隔膜。我们这个工作所谓就是要“断六亲”的。当时社会对贪污多少有些同情。所以我们的社交生活有些影响,有些人害怕和你打交道。不过我自己的性格不是很喜欢社交,工作又很忙。所以问题不大。

B:你的第一份廉政公署工资是多少?
K:大概3000港币左右,和警察督察级别差不多。1960年代我在海关做副督察,月薪才790元,后来才升到1000多元。

B:我记得您在一篇工作回顾中说,1977年的局部特赦令,使您和很多同事都流下了男儿泪。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K:如果你设身处地来想,应该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全副身心地查案,抓人。突然说这些嫌疑分子都特赦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也怀疑政府是不是退缩了,廉政公署是不是要失败了。个别同事也离开工作岗位。不过很快管理层安抚了我们,还是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去查案,再没有人能够阻止了。

B:1977年警察集会冲击廉政公署办公室的时候,你在现场么,有没有受到伤害?
K:我在现场,差一点受伤吧。那时警察已经失去理智。正门被封住了,他们从后门伺机想闯入。我们在后门找人布防,用档案柜等大件物品堵住门。大家在门内外对峙。门外有人高喊要放火,气氛很紧张。最后警察没有能够攻进来,他们只是打烂了门口的玻璃。
回想起来,我倒觉得特赦是对的。反贪污开头就要有一种雷厉风行、令人耳目一新的行动,才能有效果。做了一年做出了成绩,可以给嫌疑分子一个机会改过自新的,而且也在当时情况下维护了社会稳定。

B: 1986年你领导廉政公署和警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海外信托银行案件,那是自1977年警廉冲突之后双方第一次合作,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K:当时合作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大家心里有芥蒂。我的工作是协调好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双方互相体谅关心,搞一些联谊活动,让双方看到对方的专业程度。虽然开头有些麻烦,后来大家也成了朋友。

B:听说警察们都叫您阿Sir, 您的部下就直接叫您的名字Tony,这里面是不是有些文化冲突?
K: 这当然存在。警察毕竟是纪律部队,严格一点。我们就平常一些。

B: 1997年回归前后,您作为第一个华人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是不是压力很大?
K:当时全世界都对香港有所怀疑。董建华先生回归之前就找我聊天,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一定要保持香港廉洁。你做的事我一定支持,放心去做就好。我们做案件要一视同仁。后来我查到美国领事馆雇员发假护照,中国银行刘金宝等案件,我知道有人去向董先生求情,但他都挡回来了。没有他的支持我们是办不到这些的。

B:近年来,香港的反贪形势也不断变化,您怎么看待今年来的一些大案?
K:贪污不可能100%杜绝,但要看是不是集团性、组织性还是个别人士而已。现在香港做到有人举报,有人会查,有人会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遏制作用了。我对香港的反贪形势还是很有信心的。

B:在您27年的廉政公署生涯中,有哪些您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K: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些小案件。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很喜欢自己的三个女儿。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前,有一个小案件的嫌疑人保释之后逃跑失踪了,我们就守在他家旁边,想再把他抓回来。有一天我们看到他的妈妈带着他女儿,穿得很漂亮出门去。我们想她可能是去见爸爸。果然到了公园,嫌疑人出现了,我们就立即抓人。后来才知道因为那天是女儿生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见他的女儿。那时我也刚好有女儿,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最后我悄悄地写了一张圣诞卡,封了一个利是,在卡上落款写下圣诞老人,给他的女儿寄了过去。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贪污犯并不像黑社会、毒贩一样无恶不作,他们可能也是家庭观念很重,可能也只是想多赚点钱给家庭,但是一时贪念反而破坏了家庭,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B:所以廉政公署其实最主要是为社会提供警示作用。
K: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同事几年前癌症去世了。他去世之前,大家去医院看他,谈他这一生印象深刻的案,他说,Tony啊,大案我倒没什么要讲,有一些小案件倒是印象深刻。他刚入行的时候,就接到匿名信报案,说警察向小贩索要保护费。他当时去调查,很多小贩都怕警察,敢怒不敢言。只有一个小贩反应很强烈,指证警察每周三来,按每天5元收保护费,他愿意做证人。
我同事就很奇怪,其他小贩都害怕,为什么你这么敢说。他说因为我很恨警察,我老婆两年前生了第三个女儿,因为我家里穷,养不起,就把这个女儿送给别人了。但后来我心里一直很难受,后悔。我就想,如果不是这个警察每天收我5块钱,我或许可以养得起我女儿。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一些很小的贪污,对当权者来说可能只是小钱,但对老百姓来说,五块钱可能就相当于他们的女儿了。所以哪怕是小额的贪污,我们也坚决打击,这就是廉政公署“零容忍”政策的精神根源。

B:您对其他国家地区建立一套反贪体系通常有什么建议?
K:通常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反贪的力量要独立,和其他部门没有瓜葛。第二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制衡,像廉政公署也受到很多力量的制衡和监督。第三,就是要形成社会对“利益冲突”的意识。像香港特区的政府高官,都要向社会公开利益申报。像廉政公署虽然向特首汇报,但如果是调查特首,那么就构成利益冲突,不用向其汇报。这就是一种“利益冲突”的意识。

B:谈谈您在湖北省捐助的倡廉小学的情况?
K:那是有一次我去中南财经大学讲课,当地的一位政法委书记提议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捐助了校舍和教学设施。并在学校教学中加入了很多倡廉元素,和廉政公署合作,运送了很多教材、“飞天兔”等卡通玩具过去。希望反贪的意识能从小抓起吧。

B:您喜欢金庸的小说,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大侠?
K:我没资格做大侠,但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加入廉政公署是一个机遇。如果我现在出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了。当时我生逢其时,可以加入廉政公署,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这个机遇是很难得的。同样,碰上香港回归也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