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阴影下的美国总统大选和日常生活

经济危机阴影下的美国总统大选和日常生活

10月初的纽约竟还略有些闷热。在人气旺盛而街道逼仄的华尔街尤其如此。

42岁的达米安•瓜尼尔(Damien Guarniere)坐在著名的三一教堂门口,用力嚼着一只三明治——他不能离开他镇守的阵地去吃午餐。地上用蓝色塑料布铺着的一块“领地”,上面摆满了“占领华尔街”的各种宣传材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占领华尔街日报》(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这份每季一期的对开大报是由“占领华尔街”志愿者自发编辑发行的。

警察在一旁荷枪实弹地冷眼旁观,络绎不绝的行人时而停下来看上两眼,取阅一些材料,或者和他们交谈。比起一年前运动的浩大声势,达米安和他的同伴显得势单力孤,七八个人零星地占用了百老汇大街的小半边人行道。他们疲惫地或坐或横躺着,旁边放着一把无人弹起的吉他。

面对“还会坚持多久”的问题,达米安说:“美军还在阿富汗坚持十年呢,我们不说十年吧,但我们会尽力的。”从部队退伍的达米安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我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当保安或者司机,但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每天来华尔街‘上班’,就是要让来自全世界的人们注意到我们这些99%的普通大众的存在,和华尔街上赚着大钱的1%的金领是不同的。”说话着,他掏出一张沾了污渍的纽约州社保卡,那是他的长期饭票。

对于华尔街的金领们来说,过去这四年其实有惊无险。股市指数已经回到四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奖金和分红自然也不会少。可是对大多数工作并不一定和金融沾边的中产阶级而言,过去四年可能是另一番故事。

拥有体面工作,两个孩子,一套房子,加上一两部车子,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标配”。他们是美国社会的中坚,也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力量。他们的生活境况和心态转移决定了两党竞选的成败。

“在过去四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都被埋葬了……”副总统拜登的这句口误评论使共和党如获至宝,引为过去四年美国的最佳写照,“你比四年前更好了吗?”已经成为共和党的竞选口号之一。

中产阶级的心事

彼得和劳拉•克劳斯夫妇住在华盛顿郊区的亚历山得里亚市老镇上。去年他们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到老镇上另一条街租了个更大的房子,月租3800美金。在过去四年里,劳拉陆续生下了两个女儿,她也从一位专门报道白宫和国会山新闻的电视记者转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而彼得还是做着他的旅游公司经理的工作,职务升了一级,心里却还藏着要到硅谷创业做网络公司的冲动。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生活空间,租房子其实更合算。”彼得一边带记者参观这座建于19世纪上下两层带庭院的房子,一边算着账,“虽然这个地段的房价不怎么会跌,但其他地区的房价毫无起色,卖房子拿回来的现金流,用各种理财工具组合,收益反而不会太差。加上我还想着要创业,需要一些启动资金。到目前我已经投了五万美元进去。”

“物价比四年前涨了50%,这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经济却没有好转。我们俩都是来自孩子很多的家庭,如果我们还想再要一个孩子,我就得继续稳定地在这公司呆着。但是我37岁了,如果再不创业,可能这辈子也就很难迈出这一步了。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创业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彼得边说边抚摸着有点发福的中年肚子。

这是一届在深重经济危机阴影下进行的大选。几乎每一次辩论,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都成为一柄随时落在候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相比之下,很多传统的辩论主题,比如反堕胎、枪支控制等都显得黯然无光。经济就是王道,谁能拯救美国经济谁就是当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这17万亿国债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外债,中国和日本是两大债主,手头各持有超过一万亿的美国外债。第一大债主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强的竞争者,美国人的情绪更可谓复杂。

庞大的国债压力和个人生活最相关的方面,体现在医疗社保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奥巴马自2010年费尽力气推出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法案强制所有美国公民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需要缴纳一笔罚款,法案还对私人医保行业与公共医保项目进行了改革,将3000万没有医保的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

对于彼得这样的中产阶级而言,“奥巴马医改”使他们要交纳的保险金额提升了,对于雇主而言亦然。“总体而言,民主党的策略就是要加税,让大家一起来负担联邦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实际上,也就是强制青年人以及中产阶级交纳医保和养老金,去填补老年人所需的医保和养老金的缺口,保证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转。”彼得说。

“而罗姆尼的政策是减税,减税,再减税。通过减税来刺激商业发展,减轻雇主和劳动者个人负担,刺激就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家收入的减少,很多公共预算都得缩减,政府、公共机构、学校,甚至小到一个社区图书馆,都会受到影响,服务质量和数量都会下降。”

这是美国人需要作出的痛苦选择。一直以来,民主党代表着“大政府”,主张更多的政府干预。而共和党则代表“小政府”,主张更多的市场自我调节。举一个例子,2011年4月,两党就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数额不能达成一致,民主党提出当年削减330亿美元,而共和党提出削减600亿美元。结果预算草案悬而未决,导致联邦政府关门的危险,80万公务员准备好放大假,包括所有国家公园、博物馆都只能闭门谢客。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盖尔•高(Gail Gao)对那一情景还记忆犹新:“我们当时被通知下周不用来上班了。没想到最后一刻,两党又达成了和解,我们又得来上班了。只是图书馆再也不会招新人了,老人退休之后,很多工作都压到我们头上。每个人手头负责的工作多了很多。而薪水能维持原来的水平就很不错了。”

面对庞大的国债,奥巴马提出的计划是10年内减少1万亿美元,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恩则想削减4万亿美元,虽然这相比目前17万亿美元的国债总量仍是杯水车薪。今年9月14日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则继续使美元贬值,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利用全球各国对美元的吸纳来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

彼得说:“我有一个同事说美国的经济问题其实比希腊严重100倍。无论加税、减税,反正都不能解决问题,那不如投给那个主张减税的吧。”这颇能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心态。

对于退了休的选民来说,通货膨胀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弗兰克•福威尔(Frank Folwell)在弗吉尼亚州麦克令市拥有一座房子。他原来是《今日美国》的摄影总监,报社就离家不远。四年前,他接受了报社提出的方案,一次性拿到补偿金提前退休。在过去的四年里,他到处找一些兼职机会,同时也打理着自己的积蓄。“我不信任任何理财机构,都是自己来打理。固定收益和股市我都会投资一些,分散风险。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敌人。”有时候,他会开车在周边逛逛,对提前退休心里还是颇感遗憾。可是美国新闻业的不景气,以及互联网对传统新闻的冲击,使一批他这样的优秀新闻人只能提前下岗。

而他的妻子,同为新闻人的雪莉,则较早地转型,考取了新闻博士学位。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在离家一千公里之外的印第安纳大学里教书。几年下来,厌倦了空中飞人生活的雪莉决定离开教职,专门做自由撰稿人。

“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人损失了大笔的收入,这对中产阶级来说更加难办,因为现在的形势下,他们不一定能有足够的积蓄和养老金来安顿晚年。”弗兰克说。

与此同时,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四年下降,2011年的新生儿居然比2007少了36万名。这和克林顿与布什时代的生育率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危机使中产阶级对待生育更加谨慎了。

退伍军人的社会融合
除了中产阶级,还有一个主力人群,便是退伍军人,共有2400万之多。那些曾经为星条旗挥洒过血汗的军人们在褪下军装之后,他们有的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有的却成为失业者,他们与社会的重新融合过程也在重塑着他们的政治观念。

唐纳德•亚当(Donald Adam)站在华盛顿国家公园越战老兵纪念碑前面,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帮助前来拜访的游客寻找名字刻在上面的亲朋好友。他有一本厚厚的人名索引目录,还有一个折叠人字梯,方便寻找那些刻在高处的名字,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帮忙把名字用白纸蒙上,用铅笔小心地拓印下来。

每一天,如潮水往复的人流,随时可能驻足下来,凝望刻在这300米长黑色岩墙上的58282个名字。那是美军在越战期间阵亡或者失踪的总人数。有一些参观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从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找到自己的亲人,不禁哭出声来。也有一些孩子,似懂非懂地在大人的指引下望着这一个个字母,好奇地用手指试探地触碰着。

每年的11月初,亚当和其他的老兵志愿者还会到纪念碑前进行一个仪式,他们每人诵念30个阵亡者的名字,循环往复,表达对自己当年战友的哀思。

亚当认为,越战的经历使他成长了,在越南服役一年多之后,他取得了教育补助,上了大学,最终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直到退休。


左起谭焕瑜、单志然、伍觉良(二战老兵)、黄宏达

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兵都能这么顺利地读大学。华人老兵谭焕瑜1969年应征入伍,在越南岘港海军陆战队服役。第一天晚上还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防空警报拉响之后,几个新兵还茫然不觉,其他老兵早已钻进掩体。后来慢慢地看到伤亡的情况,知道死神离自己其实相当之近。同去的士兵有人因为恐惧而产生了精神错乱,回国之后也一直不能复原,政府为其提供生活津贴。

而谭焕瑜的幸运在于他的皮肤不适应越南的亚热带气候,浑身起斑疹,最终在服役四个月之后就被送回国内,在海军属下的一个监狱做管理。退伍之后,他尝试读大学,但学习不顺利,加之年岁渐大,不想再多花时间读书,就到纽约的邮局工作三十多年,后又转到护理行业,两年前退休。

全美退伍军人协会首位华人会长黄宏达认为,越战老兵其实是不幸的一代。首先他们是在义务兵役制下被强制入伍的,但他们经常被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看不起,认为他们是loser(失败者),因为越战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唯一失败的海外战争。而当他们在前线卖命的时候,国内声浪浩大的反战浪潮也使他们在前线经常感到迷惑:这场战争究竟要不要打下去,怎么打?当时忙于在大国外交之间博弈的美国政府也不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回国之后,这批老兵也自感抬不起头,颇有过街老鼠之感。很多人又不一定适应19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融合社会显得艰难。政府的补助其实有限。只有受伤的退伍军人才能获得额度较高的生活津贴。其他人大多是每月100多美元的象征性津贴。

相比而言,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开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废除了义务兵役制之后,很多美国年轻人反而认为参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薪水稳定可观之外,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参军可以保持学习,当上职业军人比晃荡在街上做无业游民更好。

周志明

在纽约出生的华人中士军官周志明是被911事件震撼而决定入伍参军的。他的三位好朋友在那场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中丧生,他们都在世贸双子星大厦里工作,再也没能出来。2003年高中毕业之后,周志明进入部队。部队不仅有固定薪水,还送他到纽约长岛大学读书。职业军人合同制的,现役一般签四年,预备役签六年。

周志明于2006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奔赴伊拉克前线,在坦克部队担任雷达调度员。期间他曾经遇到过袭击,他所在的100人分队有1/3人伤亡。他不愿过多回忆这段伤心往事。在伊拉克驻扎半年之后,他回美国进入预备役。合同将于明年到期。他现在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可能继续留在军队发展,另一方面,他也申请了纽约警察、消防等职位,还筹划和朋友创业做咨询公司。

不过,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自911事件以来的退伍军人的失业率至今仍然在10%左右高位徘徊,高于非退伍军人的失业率(7.4%)。通用、摩根大通等公司已经推出计划来吸收更多的退伍军人,这对这些公司也是一种公关形象的提升。职业军人们一般具有守纪律、职业化、行动迅速等特点,但他们也需要从“敬礼与奉命”的军队环境切换到更加复杂多元的商业社会中。

毫无疑问的是,2400万退伍军人是一股强大的票源力量。历届总统候选人都很重视老兵。上一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本身更是越战老兵,而且在越南被俘入狱,受尽折磨。他无疑能得到老兵们的更多支持。

黄宏达能当选全美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虽然任期只有一年,仍然是美国华人莫大的荣誉。他介绍说,每年的退伍军人全国大会,只要碰上大选年,两党的候选人一般都会到场。今年大会期间,正好和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会期重合,没想到罗姆尼还特地从佛罗里达赶到印第安纳去参加退伍军人大会并致辞。

而没有会期冲突的奥巴马却没有来,他提议让副总统拜登代表他前来致辞。结果被黄宏达拒绝了:“副总统并不是总统。要么总统亲自来,要么就不来。”
不过退伍军人协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不公开宣布支持某个候选人。而投票去向则是每个人的隐私。黄宏达对自己的投票意愿守口如瓶。他同样认为,能为退伍军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退伍军人待遇的总统才是好总统。

新美国人的选择
相比于对国家和身份认同感较强的退伍军人来说,刚刚入籍的新移民们则需要调适自己的心态投入到这场大选之中,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这个国家居住了很长时间。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区的一座外表普通的房子里,佛罗伦斯•洛维(Florence Lowe)正带着新招的几个员工在自己的家中辟出的办公室开展创业。小小的办公室里仅有几个座位,墙上有一块白板画着字迹潦草的创业战略图。

“一切还刚起步,我们的程序员在哥伦比亚,那边的工资便宜,技术一点也不差。”而在她身边工作的,有一位从美林辞职的台湾男生,还有一位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即将毕业的中国女生谢迎夏。

佛罗伦斯长得也很像华人,肤色白皙,长发披肩。很难有人能从外表猜出她其实来自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的一个部落。在印度,她属于少数民族,信奉当地非主流的基督教。她是一位政府官员的女儿,从小随着父亲到印度各地任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大学毕业之后,她在IBM印度分公司工作,后来她申请到瑞士联合银行(UBS)在芝加哥的工作,于1997年来到美国。她又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了一个MBA,然后到达拉斯为美利坚航空工作,工作重心慢慢转到金融领域。今年开始,她决定创业,做一个提供企业金融信息披露服务的网站。

得克萨斯州是布什家族的老巢,一直是共和党的坚强后盾。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已经任职12年,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二长的州长,并在今年竞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以失败告终。他的低税政策使得克萨斯州成为硅谷之后的一个创业宝地,加上生活成本较低,附近大学林立,科技人才众多,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来到这里。

佛罗伦斯认为是得克萨斯州的牛仔精神激励了她,使她在生下孩子之后决定以创业的方式复出。在过去三年里,她一直在说服在城市消防部门工作的丈夫支持她创业。“他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比较寻求稳定。”佛罗伦斯打趣说。

然而,根据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统计,在过去六年里,移民的创业势头出现了下滑。全美新注册的公司中,由外国出生的人员创立的公司比例从25.3%下滑到24.3%。在硅谷的新公司中,这个数字更是下滑得厉害,从52.4%下降到43.9%。

专家们认为,这归结于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即使有165名大学校长的联名上书,要求放宽毕业生在美国工作的签证限制,但在大选尘埃未定的情况下,国会拒绝改变移民政策。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法案,批评者害怕这会为更多的政治避难者提供借口,而民主党即使想全盘改革移民政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专家警告说,没有移民的贡献,专家认为这将使美国的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漫长。

以佛罗伦斯的公司为例,如果她想留下目前在实习的中国女生谢迎夏,她的公司必须为她申请H1b工作签证,这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否则,谢迎夏最多只能在毕业后再工作一年,就得离开美国。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想回国就业。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对于今年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第一次可以投票的佛罗伦斯来说,她是要投给支持移民政策的民主党,还是投给在得克萨斯州占绝对优势的共和党,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座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里,华人数学教师刘健也刚刚成为美国公民。在从纽约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毕业之后,相比其他白人同学,他要费尽辛苦才在开学两周后找到一份教职。18岁从北京移民到纽约的他,认为提高华人的政治参与度对提高华人地位有很大帮助,为此他积极参与各种助选活动,并和纽约的华人社团建立密切的关系。一些华人社团甚至希望培养他成为未来的参选者。

因为他们看到了孟昭文,这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女律师,在33岁的年纪当上了纽约州议员,现在正在本次大选中全力冲刺国会众议员席位。如果她能顺利当选,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华人众议员,也是整个美东地区的第一位。

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今年的美国大选看起来没有2008年那么火爆——如果你去不俄亥俄,不去弗吉尼亚或者佛罗里达这些“战场州”,你会很难见到选举的标语或者海报,你会忘了这个国家的三亿人民正在选择他们接下来四年的领路人。

或许是因为谋求连任的总统比不上两个从未当选的候选人激动人心,也或许是民众对总统选举已经厌倦了。四年前,还有高呼“Change”(改变)口号的历史上第一名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让人耳目一新。现在他的新鲜感消退,另外一名候选人罗姆尼则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高富帅的象征,了无新意。
长期以来,美国的总统选民投票率在50%-60%之间的低位徘徊。也就是说,在合法选民里,只有一半左右的人选出了总统,然后把这个结果强行给那些放弃了投票权的公民一起接受。

美国人是变得冷漠,或者自私了吗?彼得就持这样的观点。“在1960年代,约翰•肯尼迪大声发问:‘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可是现在这样的问句会引人耻笑。每个人正在变得更加自私,也总期待国家能够为你提供更多的服务。”

彼得回忆起自己的祖父讲过一个故事,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祖父发现家里多了几个不认识的人,和他们一起吃住很多天。后来祖父才知道是自己的父亲收留了这些流浪汉。彼得认为这是以前美国人勒紧腰带,齐心协力渡过难关的一个好例子。而现在,同样是经济危机,却很难再找到这样敞开家门的美国人了。“毫无疑问,人们变得自私,自我。这个国家的精神正在经受危机。”


在传统上,美国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他还往往是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深刻地影响到每个国民的心理状态。美国人喜欢评选历史上伟大的美国总统。在最新的由《新闻周刊》组织民众评选的“20世纪以来美国最伟大总统”榜单中,罗纳德•里根高居首位,比尔•克林顿列于其次,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三,而约翰•肯尼迪居于第四。

里根的折桂在于他结束了相持四十多年的冷战局面,他也成为当今共和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总统模范。而克林顿的入选则归功于他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和今天形成巨大反差。罗斯福虽然年代久远,但他终结了大萧条,并带领美国渡过了几乎整个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则是民主、自由精神的化身,象征着开创新局面的一代美国人。

这些先行者是今天的美国人呼唤的能够带来大气魄,大局面的总统。在今天,美国人需要一柄放大镜才能发现现在这两位竞选者的成功特质:奥巴马已经试过四年,曾经被赋予肯尼迪化身的他还没有显示足够的扭转乾坤的能力,现在他呼吁再给他四年。罗姆尼呢?这个创立了商业公司贝恩的商人,是否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

10月初的一天,写出《世界是平的》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说:“我从最早的时候就相信,最终获胜的,是那个带着拯救这个巨大经济危机的详细计划走向民众的候选人,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如何使美国重塑辉煌的计划。但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我没有看到哪一名候选人能做到这样。”


托马斯·弗里德曼

本文修改版发表于2012年11月6日《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