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佩尔•韦斯特伯格:从少年作家到人权斗士

专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佩尔•韦斯特伯格:从少年作家到人权斗士

佩尔•韦斯特伯格的公寓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Östermalmstorg地铁站附近,用一位瑞典华人的话来说,那地方相当于北京的国贸。附近名牌店林立,而他的公寓刚好闹中取静,在其中的一条小街里。

在这么繁华的地方拥有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公寓,用马悦然的太太陈文芬的话来说,那不是瑞典文人的典型生活,“他应该是有些祖上的继承。” 这也让我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租住在瑞典南城一所公寓里的情景。

“不过不要看他们家那么豪华,佩尔其实是一个很节俭的人。”陈文芬说。

“可是,我亲眼看见他用乾隆年间的瓷器吃饭啊。”我提出这个问题。

佩尔对此的解释是:“我不喜欢把古董锁在柜子里,我喜欢它们是被使用的,是活着的器具,就像它们当年的功用一样。”

他把这些两三百年的古董层层叠叠地放在一个普通的柜子里,费力地搬出来给我们拍照。

巨大的餐厅摆着一只长长的餐台,墙上挂着他最喜欢的瑞典自然学家安德斯•斯巴曼(Anders Sparrman)的动植物画作。时间像停留在18世纪。

“安德斯•斯巴曼于1765年,在他17岁的年纪时作为随船医生访问了中国广东。后来他又在南非好望角碰到了库克船长,和他一起去了澳洲。这些乾隆瓷器对我来说,是和斯巴曼的一种精神联系。”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现任主席曾经是一位早熟的少年,他出生于1933年,12岁时开始在报纸写专栏,未满16岁就发表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叫作《肥皂泡男孩》。那是一部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

那是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瑞典,在战争中作为中立国的瑞典,战后发展迅猛,生活水准大幅提高了。美国文化也随着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席卷而来,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好莱坞电影。“我们可能是欧洲大陆最早吃上麦当劳的国家。”佩尔回忆道。

作为一名青少年,佩尔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和他的前辈斯巴曼一样强。在1958年他获得了一笔慷慨的奖学金,资助他到世界上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进修。“当时我想着能离开瑞典越远越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当时还叫罗德西亚的津巴布韦。”

最终,在冥冥之中,佩尔选择了津巴布韦,和斯巴曼一样到了南部非洲。因为奖学金负责方鼓励他说,在津巴布韦的大学里还从未有过外国学生。如果他选择了香港,或许今天瑞典学院会多一个会讲中文的院士。而现在,一位熟悉非洲文学的院士在诺奖评委会位置上已经坐了七年。

在津巴布韦和南非期间,他继续在媒体上发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专栏文章,最终被两国政府宣布限制入境。但他仍然游走周边多国,为反对种族隔离进行各种努力。

一位青春文学作家,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忽然成为一名人权斗士。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曼德拉的情景,那是1959年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充满灰尘、窄小的律师事务所。他人很友善。那时他只是众多反对派中的一员,也是极少数有机会获得教育的黑人中的一个。五年之后他就被抓进监狱了。”佩尔回忆道。

佩尔是被南非女作家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带去见曼德拉的,后来她成为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在曼德拉获释,南非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一年。曼德拉获释后第一次出国就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佩尔又一次见到了他。

佩尔对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贡献很大,他通过总部位于伦敦的一个基金会不断暗中资助南非的人权律师,让他们去保护成千上万无辜上法庭的平民。当时的南非政府一直无法查出这些资金的来源。也因为他的努力,瑞典政府对曼德拉的资助,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四国资助的总和还多。

三十岁这年,佩尔创建了“大赦国际”组织的瑞典分部,四十三岁的时候,他成为了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的主编,四十六岁起他还兼任国际笔会的主席。

在这期间,佩尔一直笔耕不辍,他的写作涉及小说、诗歌、人物传记等等,一共60多部。他甚至出版了小时的日记,第一部是1946-1950,从一位12岁开始写作的少年的眼睛观察斯德哥尔摩。第二部是1951-1953,成年之后的青年如何慢慢起步成为一名作家。

他又着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分成青少年、非洲、重回瑞典等各个阶段,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第四部,写到自己的1994年。

而且,在2010年,他终于写成了一本关于斯巴曼的传记体小说,以英文出版,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而早在1997年,佩尔当选瑞典学院院士。2005年,他又当上了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奖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工作有太多的阅读量。佩尔平均两天要读一本书。幸好他有一个宽敞的书房,三面墙都是高高的书架,旁边放着小梯子随时可以取阅高处的图书。在中间书桌的显著位置,帕慕克的书引人注目。而他手头正在翻的,是一本莫言的短篇小说集。

“莫言去年就在候选名单上。他是如此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各方面,而且从《酒国》中可以看出他很清醒及没有禁忌。高密是他的王国,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佩尔毫不掩饰自己对莫言的欣赏。

作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者,按照惯例他应该在最后一段话用获奖者的母语,邀请获奖者上台接受瑞典国王的颁奖。可是中文对佩尔来说太难了。马悦然和他说,汉语有四个声调,如果声调读得不准,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佩尔准备只说一句:“莫言先生,请。”他还在苦练这句中文。

这对佩尔来说,是一件新的尝试。他却觉得很高兴:“我仍然是那个早熟的男孩,至少是一个好奇的男孩。我从未失去自己对文学、对世界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