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瑞典学院:世界上最高端的“读书俱乐部”

探秘瑞典学院:世界上最高端的“读书俱乐部”

文/李梓新 发自斯德哥尔摩

暗黑色的鹅卵石路面被皑皑白雪覆盖了,一年一度的圣诞集市在诺贝尔博物馆门口的小广场搭起来了,姜饼和香肠,奶酪和鲜花,伴着耀眼的灯光照亮早早暗下去的斯德哥尔摩天空。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总要经过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沿着建于13世纪的倾斜路面小心行走,来到和诺贝尔博物馆实为一体的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

黑色小门很简朴,轻推便可进入。门厅不大,大概也就20平方米。连门卫都没有一个,你可沿着楼梯拾级而上,也可乘坐一部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的古老电梯。带我进来的马悦然太太陈文芬说,即使国王来了也是坐这部电梯。“有一次马悦然刚好和国王和王后共乘这部电梯,国王带着歉意地对他说,离我远一些,我刚患了感冒。”可是狭小的电梯空间基本让人无腾挪之地。

这座建于1773年的优美建筑,前身是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大楼,一层是交易所,二层是舞厅,在1914成为了瑞典学院的永久财产。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模仿法兰西学院成立了瑞典学院,目的是为了保证瑞典语言的“纯洁、力量和庄严”。18名院士的主要职责是编撰两部瑞典语辞典。其中的一本类似于牛津英语词典,第一卷出版于1898年,然而直到2011年,他们才编撰到字母L。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工作使院士们分心了,从1901年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就由瑞典学院颁发。而辞典编撰工作被转移到瑞典南部的另一座学院物业里了。

全世界的人们都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这18位院士每一年最重要的工作。而因为评选过程极其保密,评选结果有时又会引发争议,因而神秘、威严乃至质疑和口水围绕了这座小楼。


平均年龄70岁的院士
小楼的三层是瑞典学院的主要场所,需要得到邀请或者有人带领才能进入。里面包括一个美轮美奂的小图书馆,走廊两侧摆满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作品的书架,莫言的小说也位列其中。书架最上面一排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摆满了历届文学奖得主的黑白照片,一年年下来,蔚为壮观。

从走廊转向更深的空间,右手边是一间小小的行政办公室,左手边是三层唯一间会客室。很难想象院士们居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这个小小的类似会客厅的地方,“这是瑞典学院里唯一可以抽烟的地方,以前我就带君特•格拉斯来过这里抽烟。”马悦然说。

经过小会客厅的门口,可以进入到相对较大的一个空间,那是演讲厅。每一年12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在这里向大约300名观众演讲,这场演讲规格极高,一票难求。大厅呈长方形,两侧各有10几排暗绿色的长条座椅,位于中间的演讲台极为简谱。

演讲厅的内测,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那就是18名院士日常开会的地方。绿色花边的大长桌旁摆着18张椅子,主席坐在靠近大门的方向,和中国的习惯相反。主席的背后,有一个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锡壶,是院士们用来投票决定文学奖得主人选的“投票箱”。壶壁上印着翅膀和花朵,朴实无华。

院士们每周四下午四点半开会。这一天,气氛略有些异常,院士们按照常务秘书的通知戴上了白领带。原来是89岁的院士安伦德(Knut Ahnlund)在前一天去世了,按照惯例,其他院士将进行一个哀悼仪式。

实际上,安伦德已经多年不参加瑞典学院的活动了。他和前两任常务秘书关系不睦,很少参加学院活动。2005年10月11日,就在当年诺贝尔奖即将揭晓前夕,他在报纸上宣布他将退出瑞典学院,以抗议学院在2004年度评选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作为文学奖得主。

耶里内克的获奖在当年确实是一个争议事件,甚至于梵蒂冈教廷也发表反对声明:她笔下的女性世界充斥着“赤裸裸的性事”,“将性和病态、权力以及暴力联系在一起”。

安伦德并不是第一个从瑞典学院退出的院士,1989年,院士科斯汀•埃克曼(Kerstin Ekman)和另外两位院士因为瑞典学院未能为受到死亡威胁的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提供足够的支持而宣布退出。

然而他们并不能真正的退出,由于瑞典学院规定院士是终身制的,只有逝世之后才会被新人替换。和埃克曼一起退出的两位院士已经逝世了,而埃克曼还在世。接下来,瑞典学院可以启动为安伦德寻找继承其序列为第7席位置的候选人了。

“这要等到明年2月才开会讨论。一般在当月我们不会讨论这件事,这也为了表示对逝者的尊重。可是这个新人选,恐怕比选一个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难。”马悦然说,“一个新人选首先要有能力,还要平衡各方面的因素,比如男女比例等。”

在现存的17位院士中,女性占了五席,包括不参加活动的埃克曼,也包括所有院士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18年的古内尔•瓦奎斯特(Gunnel Vallquist)。她很少出来参加活动,但就在安伦德逝世第二天的这次例会,她出人意料地来了。

而最年轻的院士,唯一的60后院士也是女性,洛塔•洛塔斯(Lotta Lotass)在2009年底入选,是对现在年长的男性为主的院士群体一种良好的补充。
这个院士群体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最大达到46年,可谓三代人。因为不同的成长历史背景和教育背景,他们之间的审美趣味和偏好自然有所不同,虽然瑞典学院的格言正是“天赋和品味”(Talent &Taste)。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必须通过投票在他们之中以多数意见产生。

“评委会并不意味着权力”
参加投票的有除了埃克曼之外的16位院士。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介绍说:“候选人必须达到9票才能获奖。如果是8比8,会进行新一轮投票。如果结果没有改变,常务秘书可以做出最终决定。”现任常务秘书是彼得•英格伦德(Peter Englund)。他于2009年接替任职十年的贺瑞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

那么文学奖评委会是做什么的?原来这个五人组成的评委会,是瑞典学院内部的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和推荐获奖者,最终得出一个五人候选名单交由所有院士投票。

“成为这个评委会的成员并不意味着权力,反而意味着很多时间的投入,因为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读书。有些人更愿意花时间在自己的研究或者生活上。”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说。他已经在评委会里呆了24年,其中17年担任主席,现在还以委员的身份坚持着。评委会每三年换届一次,但可以无限期连任。

现任主席韦斯特伯格描绘了评委会成员的工作量。首先每年2月,他们要整理各国作协或历届获奖者推荐来的大约200多个候选人名单。在四月份他们提交一份筛选后的约15-20人的名单给院士们。在5月底,他们根据各方意见将这个名单缩减到五人。

然后所有人要读这些候选人的作品。任务最重的是评委会成员,他们每人要读这五个候选者各自的五部作品。这样在一个夏天里他们最少要读25部作品,并且要为每个人撰写10页左右的评估报告,提出推荐或者不推荐的理由。

委员们大多会好几门语言,通常都会阅读英语、瑞典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译本。对其他的一些语言,比如中文和日语等,翻译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运气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候选人连续多年出现在五人名单里,这样他们的阅读任务就会降低。事实上,没有一个获奖者能在第一次出现在五人名单后就在当年直接获奖。“莫言也出现在去年的五人候选名单里。”韦斯特伯格承认。

在9月中,评委会成员在会上宣读他们的读书报告,并给出他们的推荐人选和理由。其他的院士则为自己的心仪候选人投票。获奖者一般在10月中旬公布前一周便大局已定。不过,一个有趣的规定是,在宣布获奖者当天,居然还要进行一轮新的投票,以作为最后的确认。

虽然院士们都不被鼓励改变主意,因为到那时几乎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历史上确实也有发生过改变主意,导致获奖人选最后关头变更的事情发生。“那应该是1961年,一位丹麦作家最终因为一个院士的改变而一票之差落选。之后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了。”韦斯特伯格回忆道。

在正式向外界宣布获奖者之前的大约20分钟,院士们要向获奖者取得联系,对他表示祝贺,并要求他在这短短的20分钟里向外界保密。今年由于是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常务秘书英格伦德和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带上了熟谙中文的马悦然一起给莫言打电话。

马悦然向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莫言很镇静,不过他一直说‘好啦,好啦’,我一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正带着自己的孙女。”随即马悦然的太太陈文芬也在另一个房间和莫言通话,“以让他确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20分钟后,常务秘书英格兰德推开了沉重的大门,在媒体的闪光灯下公布了今年的获奖者。

“颁奖给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作家”
拥有111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其评奖标准随着社会、历史的重大发展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六七十年间。

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倾向于歌德与黑格尔式的经典美学,讲求传统的家国情怀和精神价值,因而获奖者是鲁德亚德•吉卜林、保罗•海泽,而不是亨里克•易卜生和埃米尔•左拉。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评奖标准慢慢世俗化,1930年代,“为普通读者”已经成为评奖标准。畅销书作家辛克莱尔•刘易斯(1931)和赛珍珠(1938)的获奖可见一斑。据说院士们甚至认真考虑过写下《飘》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但最终他们犹豫了。

二战之后,院士们的评奖标准发生了重大转型。鼓励“先锋”是他们的新风向标。在这个潮流之下的获奖者是T.S.艾略特(1948)和威廉•福克纳(1949)。当时新任不久的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甚至将T.S.艾略特的获奖视为对之前被忽视的作家群的一种弥补。

1978年以后,院士们又更倾向于把诺贝尔奖颁给不给世人所熟知的作家。这样能让读者和世界文坛发现一些本来就应该发光的作家,就像当年的获奖者艾萨克•辛格。

“事实上,威廉•福克纳也是不为人知的获奖典型。而他的获奖引发了法国的新浪漫主义和南美洲作家群的崛起,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乃至于今年中国作家莫言都受到他的影响。这是最好的效应。”前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对我说。他和另一位院士斯图•艾伦一起编撰的小册子回顾了诺贝尔奖的评奖历程。

“加上近20年来兴起的关注女性作家,关注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等新标准,这几种标准同时存在并作用着。但一个作家很难同时满足这三种标准。所以你不知道下一年会是哪种标准在起作用,所以获奖者还是很难预测的。”埃斯普马克说。

现任评委会秘书,也曾经担任了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达十年的贺瑞斯•恩格道尔直言道:“我们(评委会)并不是非常统一的,经常会作出不同的决定。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也会很无趣。”

现任五名评委会成员中,82岁的埃斯普马克和79岁的韦斯特伯格分别是前主席和现主席,德高望重。同为64岁的恩格道尔和克里斯蒂娜•卢根是中生代,而59岁的卡特里娜•弗罗斯滕松则是最年轻的。

恩格道尔认为:“如果评委会的成员构成能更年轻些,那会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代正在用新的方式发现世界。我们甚至还要去重新定义‘文学’究竟是什么。这个词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并没有明确定义,但今天它的定义已经很广了。犯罪小说或者像J.K.罗琳那样的畅销小说算不算文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他补充说:“当我年轻时,文学的定义很明显,就是那些经典。而现在,它已经不再不言自明。以前的文学世界有两层系统,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现在它们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我个人觉得,文学是当代作家试图去延续过往伟大传统的作品。不过这些传统大多发端于希腊与罗马,它们是否适应于其他国家社会是一个问题。像中国就有自己的写作传统和价值体系。不过我认为,诺贝尔奖应该颁给那些能够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作家,而不是现在销量最高却容易被取代的畅销作家。这是我们的野心,尽管我们也经常犯错。”

富裕的学院与清贫的院士
你可以把瑞典学院理解为一群资深文学爱好者的集中营。出任院士几乎不能为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回报,而是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

瑞典学院是一个无论从政治到经济上都独立的机构。国王或者首相都不能指挥这些院士。虽然一位新院士的任命需要提请国王象征性的批准。它赖以运作的资产并不是纳税人提供的,而是来自国王早期的馈赠,再通过资本运作 方式产生收益供其运转。

和我们惯常理解的“享有国家特殊津贴”的院士不同的是,除了常务秘书之外,其他院士并不能直接从院士身份中获得津贴或者报酬。他们只能在学院里设立的委员会里工作时,才能获得一份微薄的薪水,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还有马悦然供职的语言研究委员会会向其成员发薪。

还有一种方式是轮流出任院长和副院长,半年轮换一次。像马悦然是现任的副院长,半年时间可以拿到14000瑞典克朗,约合13000人民币。

津贴只有一项,每周的例会之后,出席的院士们可以得到一块银币。这块银币可以在会后兑换成150克朗。而每一年参加文学奖评奖的院士,可以得到一块小金币。积累十块小金币,也就是参与了十届评奖之后,可以兑换一尊小金人。已经参加了27届评选的马悦然正在朝他的第三尊小金人进发,之前的两尊小金人,分别给了太太和孙子。

而唯一领薪水的常务秘书,他的工作“相当于几份全职工作”。恩格道尔介绍说,常务秘书对外是瑞典学院唯一的发言人,代表着学院的形象,经常要应邀出席各种外交场合。“各国使节到瑞典来,见了王室之后,差不多都会指名要见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通常他们会递上本国作家的作品,希望对获奖有所帮助。其实那没有多大的用处。”

对内部,常务秘书要管理60名左右的全职员工。他的最重要职责是打理瑞典学院巨大的资产。 “这些资产多得完全足够学院的日常开销,以至于我们都不需要做年度预算。”恩格道尔说。

不过常务秘书并不需要懂得太多的金融投资知识,“我们有一个财务公司,其实就是两个年轻人来帮我们打理投资。他们每个月会来汇报投资情况,并请求我们的批准。我们通常都听他们的。幸好我们的投资一直很稳健,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使我们受多大的损失。诺贝尔家族基金会听说就受了些损失。”

你可以把瑞典学院理解成一个世界上最高端,最专注的读书俱乐部,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个个酷爱读书。每一年,他们聚在一起,评选出他们觉得最顺眼的一位作家,然后通知全世界,顺便把诺贝尔遗产里的100万美金颁发出去。就是这么简单。

每年12月7日晚上,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前三天,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会到瑞典学院的大厅,为在场的三百名听众做一场一小时左右的演讲。院士和他们的朋友都会恭恭敬敬地坐在下面听演讲,在这个时刻,他们不再是评委,而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和灵魂交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