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乌托邦

硅谷乌托邦

文/李梓新 发自硅谷 摄影 Frank Folwell(前USA TODAY摄影总监)

斯坦福大学往东北一英里处,韦弗利街(Waverly Street)2101号,在乔布斯逝世一年半之后,他的最后一座住所已经恢复宁静,门口不见粉丝献上的花束。这个4月,苹果迎来了它的第37个生日,电影《乔布斯传》开始在北美上映。人们仍然在学习如何吸收乔布斯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

从乔布斯家往西一英里,腾讯在帕洛阿托(Palo Alto)市政厅对面,租下了一座由教堂改造而成的米黄色调的办公室。门口一块牌子低调地写着“ Tencent”和门牌号661,并无太多说明。办公室面积颇大,屋后带有小花园。马化腾喊出的“微信国际化”口号已经在此发出第一道强烈电波,直指北面数英里外的Facebook总部。

而在帕罗阿托东边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谷歌眼镜作为一个颠覆性的科技产品正被热议中。Google的幸运员工,可以通过抽签获得眼镜,充满骄傲地戴着它在园区里穿梭。

“如果你到旧金山,请头戴一朵鲜花”,嬉皮士当年的流行风潮已被高科技全面取代,然而自由的精神仍然在风中飘。以最大胆的方式设想并实现科技的飞跃,永不言败的宽松心态,如一颗种子,在旧金山及其紧邻的硅谷,找到最合适的土壤,已然根深叶茂。

该如何去形容硅谷呢?它并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甚至不是一个法定名词。它发源于1938年两位斯坦福毕业生William Hewlett和David Packard租住帕洛阿托的一间小房子,开始他们的创业。这两人的姓氏合起来,便成了今天的惠普(HP)。

75年来,硅谷始终像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全球无数美丽头脑和热钱在这里交汇发酵,酿出了一个个光芒夺目的LOGO。当红的苹果、Google、Facebook,乃至有些过气的甲骨文、英特尔、惠普、思科,随便拎出一个公司都名动天下。

我和来自华盛顿的前《今日美国》摄影总监Frank Folwell从旧金山机场租了一辆红色雪佛莱,在GPS设定了帕罗阿托,就开始上路了。

The Hacker Company
有些出乎想象,硅谷并不新,路也不宽,灰白色的101国道和国王大道(El Camino Real)也不过就四个车道,车子倒是不多,让习惯上海拥堵的人觉得这有点像城乡结合部。我们已经被中国大城市心态毒害至深。

这一片狭长的地方,自旧金山向东直到圣何塞共有15个小城市。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本是一片葡萄园和果园,比起多雾多雨的旧金山,这里的阳光通常充足,一年四季都可以户外运动。

这些隐秘的小城市鸡犬相闻,相距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路旁是大片大片的绿地。若是转入居民区,到处可以看到1930年代风格的独幢小房子,乡村色彩浓郁。咖啡馆和商店在其间偶尔几个市集中心聚合,三四层以上的高楼屈指可数。公路上有一点西部,街角却又有一点小欧洲。

最有名的硅谷城市是硅谷和惠普公司的起源地、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帕罗阿托,Google所在的山景城,苹果所在的库柏蒂诺(Cupertino),以及思科和Ebay所在的圣何塞,而新贵Facebook则位于帕罗阿托旁边的小城门罗帕克(Menlo Park)。

每个城市人口通常也就在四五万人之间。但他们打个喷嚏都能够震动整个世界。这经常让我想起古希腊的小城邦,雅典、斯巴达、迈锡尼。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碰撞出的文化却影响了全世界数千年之久。现在,谁能说硅谷的文化和创新不会持续地影响人类社会呢?

谷歌、苹果和Facebook,是硅谷当红明星,他们互成犄角之势,暗地较劲。早年的硬件豪门甲骨文等则很沉默,占据不了报纸头版或者话题中心。风水轮流转,硅谷的优胜劣汰,起伏沉浮经常就在数年之间。

4月1日,苹果37岁了,谷歌年方十五,而Facebook仅仅九岁,就创造了科技史上最大的神话。它的用户数超过了10亿,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在全球人口排行榜上,它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年仅29岁的金牛座男生马克•扎克伯格便是这个王国的创造者和国王。

这个2004年发源于哈佛大学学生宿舍的社交网站,在2007年搬到了帕罗阿托。马克•扎克伯格中途退学,租住于此间的一个普通民居,直到2011年Facebook上市之后他才买房。Facebook上市市值高达1000亿美金,是人类历史最大的IPO之一。而扎克伯格的个人资产则达到150亿美元左右。在这个时代,人们更乐意看到神话的诞生,看到新的挑战者。

我决心往Facebook一探究竟。

从帕罗阿托到Facebook所在的城市门洛帕克,就像从上海的静安区到长宁区一样便捷。车子刚到柳树路(Willow Road)1601号的时候,远远便可以看到一只蓝色手掌伸出大拇指的标志牌,那就是Facebook最著名的“Like”手势了。

2010年,急速扩张的Facebook从Sun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方,作为自己的新总部。这是一片很大的楼群,编号有20座楼,每座楼都只有四五层高,其中真正的技术车间其实只有几座。

我要见的中国工程师孙俊在16号楼。一进门便是一副宣扬黑客文化的漫画涂鸦,占满了整个墙壁。在前台,接待处的姑娘让我在iPad上选择来访的类型,填写自己的信息,然后他们打印出一张通行证让你戴上。而这个时候,你要拜访的员工也就接受到来访者的信息。

天气很好。 “黑客广场”上人来人往。这是Facebook内部最大的广场,有涂成鲜红色的铁架桥,最高楼的墙壁上涂着红色的“The Hacker Company”(黑客公司)标记,正是Facebook引以为豪的写照。来来往往的人衣着随意而有型,像一座永不停息的大学校园。

孙俊,上海姑娘,一头干练的短发,笑容干净亲切,穿着Facebook发的不带LOGO的运动风衣。从上海中学毕业后, 2001年上复旦电子工程本科,期间去了澳洲交换学习。毕业的时候,高盛在中国招了三个本科生到东京办公室工作,她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更想继续读书,来到斯坦福读电子工程研究生。两年后毕业时,高盛又一次想把她带到纽约。她比较了手头的几个offer,觉得苹果是一个“最难而且最难以想象”的工作,于是接受了挑战。那时是2007年,iPad还未面世,iPod是最新最酷的苹果产品。

“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20多岁的年纪,还是做更多好玩的事。”孙俊解释了放弃高盛的原因。

在苹果的四年,孙俊参与了iPod3、iPad2和 iPad3的设计,她的角色是产品经理。混在一群男性白人的极客工程师中,她的工作是和各个软件部门对接,把各种产品整合在iPad这类硬件产品中来,并保证工期进度。硅谷的女性工程师很少,更不用说中国女性工程师了。

“在苹果,大家的标准要求都非常高,做得好也没有人赞扬,大家认为那是应该的。而工资在硅谷公司之间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工程师们都有那种创造热情。”孙俊说。“在苹果,工作几乎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在工作。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所以苹果的员工,要么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要么就是孩子已经长大的中年人。”

在苹果四年之后,结婚成家的孙俊生下了孩子,这个时候她觉得需要换个工作,而且自己的兴趣领域更多转到软件和移动平台方面。她来到了Facebook,那时Facebook还没有上市。而每个新加入的员工都有一些股份,即使是刚毕业的新人,手头也有市值十几二十万美金的股份,在公司的交易窗口期内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Facebook的工作风格和苹果很不同,可以说是以人为本。工作时间很灵活,有时也可以在家工作。”孙俊说,Facebook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no meeting on Wednesday”,这样工程师至少有一天不会被各种会议打扰,可以专心写自己的程序。”

“Facebook还鼓励员工每年切换一个工作小组,以便不断保持工作兴趣,并培养全面的技能。”在Facebook第一年,孙俊在移动终端部门工作,第二年她到了News Feed小组。最近News Feed正在进行新的规划调整。

现在孙俊每天把一岁多的孩子放在托儿所,然后到Facebook上班,五点多下班去接孩子。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中国工程师,创业了几次,失败后又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

“硅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态很平,创业失败几次是家常便饭。大家也乐意分享自己在做什么,想什么,不担心被别人偷走创意。”孙俊这样总结硅谷的文化。

“一切发展太快了”

这样的硅谷文化在山景城的卡斯特罗大街上集中体现着。有太多人想追随Facebook的神话了。

卡斯特罗大街201号一座古典风格的二层小楼,便是著名的创业者聚集地,红岩咖啡(Red Rock Coffee)。这是一座由教会组织拥有的非营利咖啡馆,旨在支持社区的创业文化。

一楼是通常的咖啡馆模样,沿着狭窄的楼梯上二楼,则是另一番模样。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密密麻麻排着10几张小桌子,桌子旁都是带着电脑来这里创业办公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需要买一杯咖啡,坐在那里工作整天也没有人驱赶。环境一片简朴安静,让人仿佛回到大学时代的课堂。

来自伊利诺斯大学的Ryan Rogowski和Dhruv Bhatia正在做一个叫Waygo的中文即时翻译手机APP,它能让外国人在中国看到招牌、商标和菜单时,用手机一照就能直接翻译成英文。邻桌的人也时不时和他们交流。Ryan正计划在北京和上海招募人员进行推广。这样的创业,成本能控制到最低。“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没有人觉得创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

而在444号的“五百创业公司加速器”(500 Startups)则为大批的小型创业公司提供办公场地和种子资金。这是一座硅谷少见的豪华高层办公大楼,集中办公室位于最顶层12楼,视线很好,可以看见山景城的山景。

在开放的办公空间里,坐得很近的创业者相互交流,并互相提供资源支持。创办者的愿望是在这里再造一批全球性的财富500强公司。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孵化了450家公司的800位创业者。

有着迷人笑容的Jake Kuczeruk和他的朋友所做的创业公司Tie Society,正是从500 Startups中走出来的公司。他们所做的是硅谷不常见的非虚拟模式——出租领带。用户只要支付20元美金的月费,便可以从Tie Society网站上选择租借三条领带,从中低端到高端的Burberry等品牌领带均有,你可以用到你不想再用时寄回去交换。

这个模式的主打人群,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和频频面试的大学毕业生。但在衣着随意的湾区,客户显然没有衣冠楚楚的东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来得多。于是他们把主办公室搬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们能向下订单的客户实现一天到货。

然而负责投资者关系和公关外联的Jake却选择留在湾区,他在旧金山南边新兴的SOMA地区同样找了一家集中创业办公室,一张桌子每月只要350美金。他和另一个同事成了办公室里每天衣着最正式的家伙。穿着西装领带和各路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商谈。

“我想我不会离开硅谷,这里什么资源都有,太方便了。我的梦想是自己以后可能会做一个投资人。”Jake是乌克兰移民后裔,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州,英语语速极快,却已经不会说乌克兰语或者俄语了。他说父母支持他到硅谷来:“中西部是一个你在二十多岁就看得见自己一辈子的地方。现在当我回到家乡,我谈论的话题甚至让伙伴们都觉得不适应。硅谷的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

像Jake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硅谷小城搬到旧金山市区,他们热爱这里便捷的交通,随处可得的各国美食,步行可达的戏院和博物馆,活色生香的夜生活。大街上竖着艺术展览巨大的广告牌:“Without Reality, there’s no Utopia.”(没有现实,就没有乌托邦)。而这里的人都把现实当成最美好的乌托邦,尝试各种创业,因为奇迹经常在这里发生。

这样的居住趋势使得苹果、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也在旧金山市区开设了穿梭巴士,往返100多公里接送年轻员工。而Twitter, Flurry等移动应用公司更索性把公司总部搬到旧金山SOMA地区,“和年轻人呆在一起”。

即使在烟雾缭绕,菜市密集的旧金山唐人街,也有高科技企业萌芽。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俄亥俄女孩Halle Tecco,租下一间不起眼办公楼的三层,办了一个健康科技的孵化机构。充满科技感和艺术气息的装饰,和楼下的香港茶餐厅仿佛是两个世界。

Halle曾经在苹果的ITunes部门实习,负责健康内容,当她发现苹果最赚钱的内容部门是游戏时,她想到要让更多的健康应用也变得热门。于是她创办了一个孵化机构,为决心在健康科技领域开拓的创业者提供资金和支持。

2012年,她入选了《财富》杂志评选的30岁以下30 人的榜单。“去年一年我一共回复了52000封邮件,还有很多邮件没来得及看。”她的丈夫是Facebook的早期员工,马克•扎克伯格的大学同学,现在也在一家云数据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

“所以我们还没有生孩子。”Halle的语速很快。第二天虽然是周六,她又要到田纳西州出差。

同样是MBA毕业,选择了在Flurry公司工作的Winson Wong,丝毫不掩饰自己也想尽快创业,从移动互联领域中淘金的愿望。“我的MBA同学大多在大公司工作,他们工资很高,很有保障。可是,我想赚一些快钱,然后再慢慢创立自己的大事业。我的创业已经在计划中了。”

赚到快钱的人可能就在街边和你擦肩而过,这是旧金山最常见的情景。就在Winson办公室的附近,为中小商铺提供企业管理软件的DemandForce公司在一年前被财务软件集团Intuit 以4.23亿现金收购,加上各种股票总额达到8亿美金,成为湾区2012年最大的一宗并购案。

DemandForce的首席技术官 Mark Hale,毕业于乔治亚理工学院,在NASA(美国航天局)的资助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当他的同学还都在学院里做研究和教书的时候,他于2000年来到了硅谷,在软件公司里工作。后来加入了DemandForce一同创业。现在,他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停在硅谷的SunnyVale,自己却每天乘坐城铁CalTrain从圣何塞的家中到旧金山上班。

Mark的办公室摆满了雪茄和棒球棒,他还会踩上滑板在办公室走廊溜达。“你得保持这种创业氛围,保持这种轻松和战斗力,这才是硅谷。”

华人工程师的两种美国梦

车子在“圣地亚哥别墅”门口停下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身处于一个棚户区,还是嬉皮士们的聚居地。一排排简易房屋散发着自由主义的气息。

这是在离山景城(Mountain View)Google总部一公里不到的地方,看起来空旷的一个临时小区里,排着几百座白色板房。摄影师Frank说,这是一种“移动房屋”,可以随时拆卸搬走。

门开了,我仿佛看到凯鲁亚克《在路上》2013年版本:五男三女共八名中国青年从美国最东边的波士顿来到最西边的硅谷,同住同吃同创业。

没有大麻和迷醉,房间被分割成几个功能区间,男生和女生分居东西两侧的房间,房间里立着双层高架床。技术员们埋头于电脑显示器之间拼命码程序,用沙发隔开的娱乐区放着Wii等娱乐设备,超大的液晶电视同时也被用来做Presentation。电脑屏幕上,范冰冰的漂亮脸蛋正被用来做人脸识别技术测试。

电视一旁的音箱杂乱地播着《老男孩》和许巍。桌子上的书架零落地摆着英文版的《精益创业》(Lean Startup)等几本书。地上能自动盘行的一个移动吸尘器增加了一点极客气息。技术混着生活,简约加上理想主义,带着大陆风格的青春骚动气息,就在硅谷中心区的一所房间里甘油拌硝酸。2500美金月租的房子,把生活和创业空间融于一体,可能是在硅谷团队创业的最低成本方案。

他们来自中国的天南海北,却都在波士顿相遇。让他们聚在一起的是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王盟研发的名为“Rekognition”的人脸和物体识别技术。王在YouTube实习工作过,他发现每天上传到YouTube的成千上万个视频片段中,只有3%的上传者乐意附带文字说明,这也导致很多的视频无法被精确搜索。而他所开发的技术,能够自动从视频和图像中识别人脸、商业LOGO和海滩、派对等主题场景。

曾在波士顿咨询北京办公室工作,现在正要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徐宁和他的朋友把这个项目带到美国的一些创业竞赛上,屡次获奖,并获得了《Bloomberg商业周刊》、《快公司》等杂志的报道,也受到风投的注意。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创业了。

一群纯中国大陆背景的创业者,在美国成立高科技公司并要打进主流圈子并非易事。他们接受了芝加哥一个著名孵化器Tech Star的邀请,在2012年中进行了三个月的孵化。Tech Star帮他们注册了名为Orbeusd 公司,并完善股权结构,介绍各种风险资本。他们也顺利获得了天使投资。

波士顿虽然也有IT氛围,但过于学术化。要接美国主流科技圈的地气,必须到硅谷去。这群中国人最终在去年10月下定决心搬到硅谷。

曾经在北京IBM工作的李轶放弃了在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加入了西迁大军。她的工作是负责团队的外联和品牌,也包括八个人的生活起居。

这一天,夕阳染黄了屋外翠绿的草坪,她取出两袋刀削面团,放入已经炒熟的牛肉和芦笋中搅拌。灶台旁摆着成排的鸡蛋,冰箱里屯着足量的可乐,准备招待我留下参加他们的晚饭。

虽然口味各异,但大家都不挑食,“如果喜欢吃辣的就自备老干妈。” 来自东北长春,穿着睡裤在编代码的王盟说。

吃完后,有人专司洗碗,有人料理垃圾,也有人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第二天,他们要开着租来的车到100公里外的旧金山市区,参加又一个风投见面会。曾经投资过Facebook的著名硅谷投资者Peter Thiel将会出席。

Orbeus团队希望他们的识别技术能被应用到智能手机、社交网站等领域。3月15日,三星在纽约发布了Galaxy S4手机,旨在挑战苹果手机霸权,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功能之一,便是手机所附带的人脸识别技术——在播放中的视频片段会感知人脸离开屏幕而自动暂停。

现在,三星、LG、华为等手机厂商已经开始了和Orbeus团队的接触。这个领域的前景和想象空间如此之大,令很多大公司想尽早下手。2012年6月Facebook以6000万美金收购了视觉识别公司Face.com,并停止其和任何第三方公司的合作,Orbeus的技术刚好适时地成为Face.com的代替者。
而在仅仅一公里之外,即将在一周后加入Google的中国新员工沙洲正徜徉在Google校园里,畅想着自己今后的生活和计划。来自北京,毕业于清华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沙洲,去年在Google纽约办公室实习,参与了谷歌眼镜项目。

“当时进行了好几轮的面试,我的组里就我一个实习生。”沙洲回忆道。实习结束后一个月,团队领导推荐他继续留下。现在,他正准备加入Google的智能家居项目组,研发Google电视、人机互动等项目。

相比于小型的创业公司,Google就是硅谷巨无霸。它坐落在硅谷中心地带的山景城,西望Facebook,东连苹果。旁边还跟着一个小弟弟LinkedIn。在大片大片草地之间,散布着属于Google的40多座气派的办公楼。一万多名员工,过着舒适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

他们有华丽宽敞、品种多样的免费员工餐厅,免费的洗衣房,随处任取的饮料和零食,以及不需上锁,随时可骑的刷着黄绿标志色的自行车。他们还有人性化的上班时间,自由安排作息,甚至可以在家里工作,只要按时完成任务。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喜欢住在旧金山闹市,公司有免费班车早晚接送。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收拾下班,自己开车或者等候班车回家,也有人在旁边的草地踢球、玩飞盘。

刚刚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毕业的中国员工田迪(化名)带着我来到Google专门的中餐厅吃饭。我们吃了豆腐、菜心蘑菇、鸡肉,腐竹,还有排骨炖汤。他说自己每天安排8小时工作时间。周末就开车到附近爬山,野营。公司每人还安排滑雪、远足等团队活动。

同时,公司还提倡每个人拿出20%的工作时间做自己的项目。Google很多新奇的玩意就是工程师在这20%的时间中做出来的。对于资深员工,公司甚至会给半年的带薪假期给他自己开发程序,做出来的知识产权属于Google。

一路上我们碰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工程师。他们来到硅谷都至少有些年头,购房置业,生育后代,操心子女教育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梦。

30多岁才到美国的黄波(化名),之前在国内读化学本科,后来又读了法律硕士,后来到纽约攻读计算机博士。毕业之后,他先到雅虎工作了四年,然后跳槽到LinkedIn。后者于2011年在纽交所上市后,挥舞支票本从日渐衰败的雅虎等昔日的大公司频频挖走人才。

“雅虎直到去年我离开时,还不提供免费午餐。我们通常要花6美金左右吃一顿午餐,虽然钱不多,但员工的感觉就不一样。现在,雅虎午餐也只能随大流免费了。”黄波说。

现在,黄波在教育良好,房价高昂的帕罗阿托(Palo Alto)地区置业,家有两个孩子,加上从国内过来照顾的老人,需要一辆七座的商务面包车才够用。
这是华人在硅谷典型的两种美国梦:在大公司,由于对技术人才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大到股票期权,小到免费午餐等福利不在话下,吃苦耐劳的华人工程师们很容易成为中产阶级,实现传统的美国梦。而越来越多的华人工程师开始尝试自己的道路,在他们的车库、家里,乃至咖啡馆里默默地写着程序,期待着下一个大蛋糕从天而降砸中自己,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美国梦。

“我以后肯定还是会自己创业的。”刚刚加入Google的沙洲信誓旦旦地说。他在大学本科时期的“现实场景增强技术”项目已经能实现手机捕捉现实场景信息,显示相关数据内容,和Google眼镜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已有不少风投找到了他。

乔布斯火种

行走在硅谷,空气好像容易让人变得激动,特别是靠近那些著名地标的时候。“这是乔布斯呼吸过的空气。”慕名而来的果粉经常因之新潮澎湃。

在11岁前,他是山景城迪亚布洛大道286号家中车库里和父亲一起摆弄电子元件的小孩子。那里街道开阔,行人很少,鸟儿经常在树梢轻轻叫唤,屋后有一片用栅栏围起来的园地——这种自我耕作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四条街外的小学,蒙塔•洛马小学,是一所普通的社区小学。史蒂夫•乔布斯经常在学校里做恶作剧,在读完三年级之前被老师送回家两三次。但是父母非常宽容他,甚至把他当作特殊孩子,要求学校好好对待他。看着那些平静的路面,你可以想象一场兴高采烈的童年是如此生动地在此上演过。

六年级时,乔布斯就读的克里滕登中学更加糟糕,打架频发,他经常受欺负。像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乔布斯的父母也动了学区房的主意。他们往南搬了三英里,来到了洛斯•阿尔托斯市,把乔布斯带到库柏蒂诺-森尼韦尔学区。他在库柏蒂诺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和高中,并最终在这座城市经营自己的毕生伟业——苹果。

今天,在克莱斯特路2066号,众多“果粉”慕名去瞻仰17岁的乔布斯和伙伴沃兹尼亚克发明第一台苹果电脑的车库,以至于让房子现在的主人不胜其扰。他们在标有2066号的信箱旁树了一块小牌子,写着“拍照请在路边,请勿骚扰住客。”旁边,一株剑麻长势正旺。

乔布斯依然活在硅谷的上方,那些见过他,和他说过话的人提起他,会换一种尊敬的口气来描述这位伟大的朋友,那些没见过他,每天在苹果产品指指点点,打造自己创业梦的年轻人,会觉得他是神,是指引自己前进的偶像。

乔布斯衔接起了两波浪潮,从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到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浪潮,他让前者没有死去,而是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为科技创造提供灵感来源。和1970年代的很多年前人一样,他爱听民谣,吸食大麻,寻找心灵启迪,并寻找IT技术和嬉皮精神的灵魂交集。他曾说:“最好的音乐来源于此——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 )、Jefferson Airplane、琼•贝兹、詹尼斯•乔普林,集成电路和《全球目录》之类的事物也在这里诞生。”

今天在旧金山的Height和Ashbury两条大街交接处,这个昔日嬉皮士精神的聚会中心,仍然能看到奇装异服的老嬉皮,他们一生都活在自由的梦中。不管他们的行为引人侧目,嬉皮士在1960-70年代的存在给整个硅谷乃至整个美国带来了个人灵魂的极大解放。崇尚独立,追求与众不同,敢于冒险,这些精神让少时敏感、内向、追求完美的乔布斯释放出其天才的能量,打造了令人眩目的苹果王国,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硅谷青年。

所以他在内心永远比乖孩子比尔•盖茨多一丝优越感,那是艺术对世俗的俯视。完美主义的乔布斯眼睛揉不进沙子,他始终看不起Windows,即使后者最赚钱的时候。在乔布斯生命的晚年,他终于来了一场绝地大反击。

库柏蒂诺市副市长,美国华人黄少雄回忆起和乔布斯见面的细节。“某一天,我和市长胡宜兰女士接到Infinite Loop 1号 (苹果总部所在地)的邀请,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是和乔布斯见面。他穿着惯常的圆领T恤,看起来很瘦,因为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太好。原来他邀请我们去参观他对苹果新总部的规划,那是一片比现在总部大好几倍的地方,设计十分完美,他希望得到市政方面的批准。”

现有的苹果总部,是1990年代初乔布斯离开苹果期间修建的,黄色的墙面砖,和苹果灰白色的简洁标志并不配衬。追求完美的乔布斯想必忍了很久了。可惜,随着他的去世,苹果新总部的建设暂时停滞。

现在,库柏蒂诺市正计划自己建造一座苹果博物馆,这并没有得到苹果公司的支持,因为乔布斯的低调哲学仍然发挥影响,他并不想把苹果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很多人慕名而来,按照《乔布斯传》里提供的地址,或者网络上的口口相传,把和乔布斯有关的地址熟记于心,一一找寻,安静凝视,然后离去,内心却像得到一番加持。

如若认为乔布斯活在乌托邦里,那是因为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乌托邦。

在告别硅谷的时候,我也问自己,硅谷的秘密在哪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降英才,还是来自全球各地源源不断的输血,或者是不怕失败的乐观心态,抑或是政府管得很少,专心服务的良好环境?或许都不是,而是75年来的一人一事,一点一滴都构成了硅谷这个科技乌托邦。

现实即乌托邦,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时代,只要你心藏硅谷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