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十岁美国华人同性恋市长罗达伦:政治与性取向无关

专访三十岁美国华人同性恋市长罗达伦:政治与性取向无关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市长之一,管理着一个四万人口的硅谷城市。他是百分百的华人,却在一个白人占70%的城市获得认可。他又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作为市长他可以为别人证婚,自己却不能结婚。现在,他正在从政的道路上狂奔。

坎贝尔市标志性的水塔在蓝天下格外清晰,气氛显得很闲散。市政厅袖珍而秀美,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在处理杂务。在美国,一个城市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镇而已。坎贝尔在苹果总部所在地库柏蒂诺的东边仅仅10分钟的车程,面积15平方公里,人口4万。这里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Ebay的诞生地。

这座平均年龄仅为37岁,白人占了七成的城市通常在选择市长上大胆出位。1975年,他们将一位21岁的青年Rusty Hamme选举成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34年之后的2009年,他们又将市长职位授予了一位时年26岁的华人男性同性恋者——罗达伦(Evan Low),他随后再度获选,连任至今。

一位来自广东台山第四代移民,在人人崇尚创业的硅谷,走一条孤独的从政之路。尽管顶着民选市长光鲜的头衔,罗达伦收入微薄,还兼职在州议员办公室工作。相反警察、消防等市政公务员则有丰裕的薪水,这是美国的惯例。

然而他满脸阳光,和背后的星条旗相互映衬,精心熨烫过的西装配上紫色的领带,从容细说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在加州遭受的歧视:“作为一名市长,我可以为一对夫妇签署婚书,自己却不能结婚!”——2008年11月,加利福尼亚通过了禁止同性恋婚姻的8号议案,为之前短暂的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窗口期画上了句号。

硅谷的市长任期从一到四年不等。通常是由当选的市政议员内部互相推举或者轮流担任。山景城的市长曾打趣说,他只是刚好“轮到一个车位”而已。不过在坎贝尔,四年的任期使罗达伦有更多时间系统地施政。

在硅谷的小城,政府的作用往往是为高科技企业和人群服务的。鸡犬相闻的城市千方百计地想留下当地的明星企业,并招徕新的金凤凰。拥有苹果的库柏蒂诺市副市长黄少雄就说,他们不能光依赖苹果,如果苹果在资本市场打个喷嚏,或者被挖角,后果不堪设想。赛门铁克公司就从库柏蒂诺搬到了山景城。罗达伦需要定期和商会及企业沟通,了解他们的需要,创造条件让他们留在坎贝尔。而注册一个新公司在硅谷是相当容易的,一切可以在网上完成,政府没有太多的手续干预。

作为市长,罗达伦还经常需要为财政状况担心。特别是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美国地方城市的财政状况堪忧。即使人均收入仅次纽约的邻近城市圣何塞,也因为政府公务员高额的薪水和退休金支出而面临破产危机。整个加州政府更是一度接近关门。只有库柏蒂诺市拥有苹果这株摇钱树,日子才好过些。世界各地和苹果通过网上进行的B to B业务,税收都会到库柏蒂诺市政府手里。

罗达伦的父亲是坎贝尔的商会会长及验光科医生,这使他从小对服务社区并不陌生,10岁那年父亲带他做社区活动,埋下了他从政的萌芽。“我的祖母对我从政开始不太理解,她自己就是因为民国混战而离开中国的,华人对政治有天然的陌生和远离,但我现在慢慢让她明白了这其中的意义。她也为我当选市长感到骄傲和高兴。”

这个口才流利,外表俊朗的年轻政客当然不会满足于当一市之长,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在明年竞选加州议员,他的选区包括了库柏蒂诺和圣何塞,现在他需要到50万人口的区域进行游说,包括游说苹果这样的大公司。他已经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进行竞选。加州政坛上有很多成功的亚裔政客,比如国会议员赵美心和迈克•本田,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目前,他还担任了全美亚裔市长联合会的会长。

Q:作为硅谷的一名市长,你怎么帮助本地发展经济?
A:现在,Tesla等电动汽车日渐兴起,但充电是个大问题。我们发展了一个Charging Point的公私合营系统,鼓励环保交通。此外,为了发展商业,我还需要说服居民,允许商业区的楼层盖得更高,增加办公面积,虽然居民们通常更希望住在别墅式环境里。
相比拥有很多大公司的圣何塞和库柏蒂诺,坎贝尔的生活水平较低,这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工程师选择来坎贝尔居住,白天则到其他城市工作。

Q:作为政府,你们能帮助高技术人才取得居留签证,使他们安心工作和创业么?
A:美国的移民政策开放问题经常被墨西哥边境的偷渡者劫持了,其实硅谷的高科技移民和他们是很不同的。联邦政府应该给接受过两年到四年美国教育的高科技人才颁发工作签证,这对硅谷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时会为个人提供一些担保材料。

Q:在硅谷,你怎么抵御那些科技创富的诱惑,专心从政呢?
A:这确实是很难。我的大学同学很多都是工程师和律师,我是班里唯一从政的。这个政治系统其实不为年轻人而设,很多商人、CEO到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才进军政坛。像EBAY的前CEO梅格•惠特曼和惠普的前CEO卡莉•菲奥莉娜都从政了。 但是一个人的价值是能通过服务社区体现出来的,这是我认同的方向。

Q:作为一名华人以及同性恋者,在硅谷竞选有什么难度?
A:硅谷的人都是高知识人群,极客和企业家们都认为他们比你聪明。而且我看起来完全就是华人,这就需要我更好地阐述他们关心的议题。事实上过去四代华人都遭受到歧视,第一代华人受到《排华法案》的歧视。第二代华人,也就是我爷爷那代人,他们被禁止拥有物业。第三代华人,我妈妈那代人,他们不能跨种族结婚。而我自己这代,却因为同性恋而不能结婚。甚至,法律还规定我不能献血,因为有一种偏见认为同性恋男子携带艾滋病毒的几率较高。还有一次,作为市长我主持了“童子军”活动,一位童子军男孩问我,市长先生,你也曾经是童子军么?我说不是,因为法律禁止同性恋者成为童子军。这些法律确实阻碍了我们回报社会的平等权利。
那些在竞选中质疑我同性身份的人,要知道性取向和个人能力,和社会责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这些质疑往往是有政治用意的,竞争对手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攻击我。

Q:如果你当选州议员,你会帮助协调苹果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么?
A:我们确实需要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的议员,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除双方的误解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甚至发生过二战期间把日本侨民送往集中营的历史。这不能再发生了。文化上的相互了解也非常重要的。能有了解双方文化的人士来作沟通桥梁是再好不过了。

Q:你用新媒体竞选么?
A:我常用Facebook和Twitter,可以在上面找到我。